这几天,我一直在拼命地联系一个事情,就是想办法让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李锡全回家.

    李锡全的家在桃源县,1938年参军,随后加入中国远征军,多次在战场上与日本鬼子拼杀,抗战胜利后,李锡全因病留在了缅甸密支那.两个多月前,身为媒体记者的我去缅甸密支那采访,偶然碰见了李锡全,李锡全称自从参军后,他就和家人失去了联系,70年来,他日日夜夜都想回家,回到中国,回到湖南的那个小乡村.

    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对家的思念和牵挂或许还不是多么刻骨铭心,但我从李锡全老人的眼神里,明显地感觉到这位已经89岁高龄的老人对家的渴盼和思念.

    回到中国后,我写了<腾冲远征>一文,里面提到远征军李锡全,随后我在博客上贴出了李锡全找家人的消息,很快,湖南一些热心的网友行动起来,帮李锡全找到了位于桃源县青林乡的老家.

    家找到了,对于李锡全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再激动不过的事情.但事情出乎我的预料,当我把这个消息辗转通过缅甸的朋友告诉李锡全时,朋友说,李锡全表现出的是更大的伤心.

    伤心在所难免,因为对于一个如此高龄且生活拮据的老人来说,回家的路太漫长而遥远了.据我采访时的观察,李锡全的家境在缅甸这个贫困的国家里,只能算是底层,这位老人靠卖柴火为生,哪来钱让他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

    我通过缅甸的朋友告诉李锡全,我会尽最大的努力让他回家的,我会找一些热心的人士赞助他的路费.朋友回话说,李锡全听了我的话,才真正表现出了从来有过的激动.

    就在我正在联系李锡全回家的事时,地震发生了,我去了灾区采访,一直在灾区工作了二十多天,在此期间,我意外地接到了李锡全从缅甸打来的电话,他问我,中国地震了,他还能不能回家.言语中的急切和担忧让人感到心碎.我告诉他,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他回来的.

    从灾区回来后,我便开始联系关于此事的赞助,据初步估算,总费用需要两三万元,包括路费及随行医生以及老人后续生活的一些费用.一些热心的网友以及媒体的朋友也帮我联系,但结果让我很是失望,两家同意赞助的企业,到第二天后又全部反悔.

    我一直拼命地给我所认识的湖南当地的朋友打电话,希望能找到一家湖南的企业赞助此次活动,并且许诺给企业十多家媒体集体报道的回报,这无疑是一个双赢的事情.但始终,没有一家企业愿意参与此事.

    我的家并不在湖南,为了湖南的这一个老兵回家的事情,我心急如焚,因为我知道,时间不等人,毕竟,89岁高龄的李锡全,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并不多了.我真害怕,因为我能力的欠缺,耽误了这件事情的顺利进行,耽误了中国二战老兵李锡全的回家之路.

    在缅甸密支那采访期间,一个事情让我至今难以忘记:在密支那街头,随处可见日本士兵的纪念碑以及慰灵塔等,但没有一个中国远征军的纪念碑.当年的密支那一役,有4000多名中国远征军战士永远留在了这里.

    历史已经远去,但作为后人,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段历史,但事实是,我们正在忘记.

    密支那目前仅剩下三位抗战老兵,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生活上的优越,更需要祖国的认同,需要对他们所做出贡献的认同.

    这几天,我一直担心,李锡全还会打电话给我,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或许他已经死心了,他觉得那个从中国来的年轻人不过是个骗子而已.

    援助李锡全回家,不仅仅意味着让一个人回家,更显示的,是中华民族的包容和宽厚.

    再次跪求湖南的热心人士,帮一下李锡全吧.让他早日回到家,回到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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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甘肃文县采访多日，从实际情况来看，这里的灾情已是非常严重，但是外界关注却非常少，尤其是目前老百姓住的帐篷特别紧张。

    在帐篷紧缺的情况下，彩条布成为一些老百姓避风挡雨的主要用品，但在灾区采访时，多位人士均向记者反映，上级发给他们的彩条布严重缺斤短两，原本标明50米的彩条布，打开包装，实际只有二三十米，由于包装与实际不符，在发放中造成了许多纠纷。

    就此事，记者向一位县领导求证，这位领导证实确实存在这样的事情，但对于这些彩条布的来源，他称不清楚。

如此重要的救灾物资出现这么严重的缩水，里面有没有腐败？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甘肃文县报道

    在县城里转了半个多小时，关有全最终还是咬牙买了12袋方便面。这一天是5月29日，离地震发生已经17天了。
    “家里就我和老伴两个人，一天吃四袋，可以吃三天。”关有全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60岁的关有全是甘肃省文县城关镇关家沟村关家山合作社的村民，5·12地震让他家的房屋全部倒塌。
    12袋方便面总共花去了他12块钱，这让关有全很心疼，“一袋子洋芋才能卖十多块钱。”洋芋是他家惟一的农作物，也是惟一的经济来源，全家一亩多地，每年有六七百块钱的收入。
    在文县的多个乡村，耐旱的洋芋和玉米是主要的农作物，玉米面糊糊煮洋芋是主要的食物。
    “整天吃洋芋，肚子里寡寡的。”关有全说。地震发生后，政府曾发了一箱方便面给他，这是关有全第一次吃方便面，“很好吃。”
    对于三天后吃什么，关有全自己也不知道，“今年的洋芋长得还不错，再有一两个月就能挖了，但都让水冲跑了。”
   
（小标题）“怕有啥用，能跑到那里去哪，到处都是山”

    对于那场将洋芋地冲毁的水，关有全记忆深刻，“牛头大的石块被水冲得到处跑，我家的房子咔嚓咔嚓响，吓死了。”
    这一天是5月17日下午五点多，当地下了一场暴雨，因地震倒塌的堆积物在大水的挟裹之下，形成了关家沟村二十多年来最大的一次泥石流。
    文县国土资源局局长赵爱平用手机记录下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一辆停在沟底的大卡车在泥石流的冲击之下，翻了几番后，被冲进了临近的白水江。
    “那一天有四辆车被泥石流冲到了江里，还有好多牲畜也被冲走。”赵爱平说，“1982年这里曾发生过一次泥石流，造成20多人死亡。”
    幸运的是，这次泥石流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因为判断及时，县里在十几分钟之内，将周边的群众进行了疏散。
    位于深山之中的关有全并没有按要求撤离，“家里还有牲畜需要照看。”牲畜是一头毛驴和两头猪，这是关有全最大的家产。
    5·12地震后，当地政府将关家沟的村民临时安置到沟口的一块平坝上。
    关有全始终不愿意离开，他在家门口用彩条布搭了一个帐篷，对于不停发生的余震以及泥石流的威胁，关有全显得十分麻木，“怕有啥用，能跑到那里去哪，到处都是山。”
    赵爱平有着同样的感受，“即使被安置到平坝上的村民，也同样受到泥石流和滑坡的威胁。”《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现场看到，这片位于防洪渠岸边的平坝，只是相对宽阔一些，周边依然是高耸的土石山。
    对于泥石流，赵爱平有着更多的担忧，“对于泥石流的治理，不是一两年所能解决的，不仅治理时间跨度大，而且投资巨大。最近的雨很多，如果关家沟的泥石流再大一些，对整个县城的威胁不可低估。”
    夹山高山之下的文县县城，白水江穿城而过，江边的岸堤上，尽是临时避难的帐篷。

（小标题）“别说睡觉，连坐都坐不下”

    关家沟沟口的平坝上，搭建了二十顶帐篷。关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关文忠介绍说，因为帐篷紧缺，这里的每个帐篷要安置四户人，平均每个帐篷都要住16个人左右，“全村有205户人，大部分人连帐篷都没有。”
    “别说睡觉，连坐都坐不下。”村民关富贵说。
    5月28日，下了一夜的雨，让村民们再次感觉到帐篷的重要。第二天，关文忠到镇里申领帐篷，最终只领到了三顶。
    “目前全县只有12000多顶帐篷，但实际需要四万多顶，缺口非常大。”文县副县长韩平松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说。对于为何产生如此大的缺口，韩平松称“开始对形势估计不足”。
    “地震后，文县通讯全部中断，老百姓大多都住在高半山区，调查起来非常困难，本来想着震中在汶川，但实际摸底之后才发现，文县受灾情况比我们想像的要大很多。”韩平松解释说，“我们正在向上级反映，尽快解决物资短缺问题。”
    另一个让韩平松发愁的事情是，住在山上的老百姓，连搭建帐篷的地方都找不到，“彩条布最实用，占地小。”
    而彩条布又引起了一场新的混乱，据《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了解，一些乡镇在给村民发放彩条布过程中发现，许多标明长度50米的彩条布，实际长度只有二三十米。
    “我们都是按总长度平均下来给村民们发的，最后不够了，好多村民连彩条布都领不到，意见很大。”一位乡镇领导说。
    对于这些问题彩条布的来源，韩平松说是来自上级的调拨，“一时还搞不清楚具体是从哪里来的。”
    对于帐篷的短缺，关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关文忠显得很理理解，“帐篷毕竟是临时避难的地方，我们苦日子过惯了，再受点苦也无所谓。”
    关文忠最大的愿望是“再也别震了”。关文忠介绍说，关家沟村有40%的村民在外打工，“因为太穷，有些人知道家里遭灾了，但连回家看一下的路费都没有。”
    “就是不遭灾，我们的日子过得都和灾民一样。”关文忠说。地震后，当地政府为每位群众发放了七斤面粉，但好多群众都舍不得吃。
    村民关富贵解释说，现在房子都塌了，没地方做饭，另外，村民们长年吃的都是洋芋和包谷面，“白面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
    据介绍，关家沟村有二十多户人信仰基督教。

（小标题）次生灾害隐患突出

    文县城关镇石家坡村村民张菊翠感觉自己“命很苦”。夫妻两人边打工边盖房，总共盖了15间砖房，本希望出租赚钱，但房子还没有投入使用，地震发生了，石家坡村所在的南山多处出现滑坡险情，全村被要求全部撤离。
    “干部让我搬走，我不走，我感觉太亏，我死都要死在这里。”张菊翠哭着说，“为了盖房，我们全家省吃俭用，给娃娃连个新衣服都舍不得添，钱花得一干二净，现在盖好的新房子却不能用了。”
    张菊翠曾有一个美好的设想，用出租房屋赚来的钱供三个孩子上学，“他们学习都很好，考上大学，我们以后就离开这个穷山恶水的地方。”
    但这一切都将成空。
    位于县城一侧高耸的南山，在地震之后已经面目全非，山体之上，一道一道因滑坡而裸露的黄土异常显眼。
    “南山滑坡群总共有28处滑坡，山上的裂缝很明显，有3000米长，已经非常危险，加之余震不断，雨水又越来越多，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滑坡，直接威胁到山半腰以及山下居民的生命安全。”赵爱平介绍说。
    “而这样的滑坡险情，在全县每个乡镇都有。”赵爱平说，“尖山乡河口村有一个险情已非常严重，当地临近白龙江左岸的山体裂缝最窄处有20多公分，宽的地方有一米多，这座山的绝对高度有300多米，如果塌方，河口村400多名群众将会被埋到里面，而且会堵塞白龙江，形成堰塞湖。
    据5月27日的最新统计，文县全县因地震引发的滑坡、塌陷、泥石流等隐患有182处。
    危险已经来临。
    5·12地震发生时，山下滚下许多巨大的石块。其中一块约有十吨重的石块在拦腰击断一棵核桃树后，将山下的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局的锅炉房顶棚击穿。而另一块石块，从窗户飞进了保护区宾馆的一间客房里。
    “幸运的是，那个房子当时刚好没有住人。”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局局长黄华梨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在南山之下，这样的险情发生了好多起，一些村民说“石头好像长了眼睛”。
    身为县国土资源局局长的赵爱平心里清楚，石头永远都不会有眼睛，“这更多的是一个警告。”
    “在文县5·12地震中遇难的111人中，有44人是因为次生灾害引起。”赵爱平说。据介绍，在5·25发生的6.4级余震中，有23人受伤，其中四人伤势严重，大多是被山上的滚石砸伤。

（小标题）“如果不稳定民心，这对救灾将会是雪上加霜”

    在文县政府前的街道上，大部分店铺都关了门。
    “都害怕地震，尤其是最近地震传言非常多。”汉武牛肉拉面馆的老板史汉武说。史汉武也曾经想关门歇业，“做生意根本没办法安心。”
    但最终有一件事情让他决定继续开业。“有一次几个解放军战士来吃饭，我不收他们的钱，但他们怎么都不行，一分不少的把钱给我，我就想，这么多人来帮我们抗震救灾，我们怎么能临阵脱逃。”史汉武说。
    5月28日，正在文县采访的《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收到了多位朋友发来的短信，均称陇南市政府紧急会议预告，将有7-8级地震发生，并且震中在陇南地区。这一短信在文县迅速被传播，引起了大家极大的恐慌。
    本刊记者向当地政府求证，确认此消息系谣言，但遗憾的是，截至本刊记者发稿时，未看到当地政府公开的辟谣。
    尤其是在5月25日发生在与文县临近的四川青川县的6.4级余震后，恐慌日益加剧。
    “政府反应太慢。”当地的一位人士称。这位人士称，文县受灾情况其实非常严重，但直至5月19日，当地才收到了外界的第一批援助，而截至目前累计收到的捐款也只有320万元。这对属于国家级贫困县的文县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
    而除过恐慌之外，还有抱怨。
    白水江林业局一位退休职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他们的房子本来说是危房，地震后房子全塌了，“上级单位本来是为我们拨了危房改造的钱，但这些钱被挪用了。”
    一些群众得知记者来采访后，群情激愤，有的说他知道政府的帐篷紧缺，但发放一定要公平；有的说这么长时间了，没有一个领导来看望他们，“都去陪上级领导了。”
    针对这些传言和抱怨，当地的一位人士称，在目前特殊时期，大家的心情都很紧张，政府在安置灾民的同时，也应该针对突发事件迅速应对，“如果不稳定民心，这对救灾将会是雪上加霜。”

（小标题）资金还不仅仅是重建面临的最大困难

    文县临江乡村民李平安最恼火的一件事情在于，他刚刚建好一年的房屋又塌了。
    2006年6月21日，文县发生了5.2级的地震，临江乡等几个乡镇受损严重，李平安的房屋在那次地震中倒塌。“政府知道我们处在地震带上，为什么还要我们在这里建房。”李平安抱怨说。在那次地震后，当地政府补贴了他一万多块钱，而他建房总共花去四万多块钱，“其它钱都是借的。”
    而这一次，因为受灾面积很大，当地政府甚至连每户一万多块的补贴都无法拿得出来。文县副县长韩平松介绍说，目前他们只能对重灾户每户补贴3000元的重建启动资金，“后续的钱只能慢慢来。”
    其实，资金还不仅仅是重建面临的最大困难。
    “文县的地形是山高、坡陡、沟深，甘肃省海拔最高的地方和最低的地方都在这里，重建根本找不到地方。”文县国土资源局局长赵爱平说。
    一个可以印证的事情是，当地检察院为了建新办公楼，因为找不到一块平整的地，最后只能将楼房建在河滩上，因为该地地质松软，此次地震后，还未入驻的办公楼已成了危房。
    5月28日，文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等地质专家组勘测完毕拿出确切方案后，再决定灾民的长远安置方案。
    “要拓宽安置灾民的思路，包括异地移民等。”参与此次会议的文县副县长韩平松说。
    对于异地移民这一设想，负责文县地质勘测的甘肃省地质环境监测院副院长赵成表示赞成。
    赵成称，5·12地震的震中在汶川，文县等周边地区属于面波破坏，其特点是越高的地方破坏越严重，文县的农民有60%都在山顶居住，有70%的耕地都在山顶，受损情况非常严重很大，“农民为了生活需要，都是随土而居，这里的土质疏松，地形又陡峭，地震产生了很多的滑坡带，许多地方已经不具体重建条件，从长远来说，异地移民是最为妥当的一种方式，这对长江水源也是一个保护。”
    “我们会在一个星期左右拿出一个建议方案。”赵成说，“根据初步调查，地震虽然没有造成文县大的滑坡，但加剧了原有的隐患，这种隐患如果不及时消除，造成的伤亡和损失可能要远远大于地震直接造成的损失。从‘百年大计’的角度看，我们更倾向于移民。”
    不过，韩平松认为，移民的难度很大，“这几年累计向新疆等地移民6000人左右，但有近一半人一时无法适应当地的生活，安家比较困难。”
    文县一中高三13班学生强远庆已经听说了移民的消息，强远庆的家在文县钟庙乡，在此次地震中受灾最重。说到移民异地，这位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满眼泪水，“我的家乡在地震中全毁了，我从小在那里长大，看着它化为乌为，我心里很痛，但要让我离开它，我心里会更痛。”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陕西略阳报道

    在一堆废墟之上，61岁的梁凤莲不停地用手扒着土，终于，她发现了一个被砸瘪的洋瓷碗，碗上的瓷已经掉了好几块。
    “还能用。”梁凤莲掸了掸碗上的土说。梁凤莲是陕西省汉中市略阳县白水江镇权力村走马湾村民小组的村民，在5·12地震中，走马湾组57户群众中有48户的房屋全部倒塌，没有倒塌的，也全部是重危房，墙体歪斜开裂，屋顶的瓦片散落一地，不可能再居住。
    5月25日下午4点21分发生在四川青川县的6.4级强余震之后，这些苟延残喘的房屋终于轰然倒下。
    这个位于半山腰的村庄，完全是一片废墟。走马湾组的村民，除过三家盖的是砖房外，其他全是土坯房。走马湾村民小组组长张学勇说，村子里的土坯房都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盖的，“雨下得多了都会塌，别说这么大的地震。”
    虽然当地政府在山下的一个坝子里搭建了临时安置的帐篷，但还有好多村民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梁凤莲就是其中的一位，她在自家的院子里用彩条布搭了一个帐篷，“家里还养了猪、鸡，要有人照看。”

（小标题）“有了吃的，心里就不慌了”

    “太快了，点烟的工夫，房子就全塌了。”提起半个月前的那场地震，梁凤莲伤心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梁凤莲说这已经是她第二次经历地震了，第一次是在“毛主席去世那年”，“那年的地震不大，房子只是慢慢地摇晃，没有倒。”
    对于房子，梁凤莲有着酸楚的记忆，这位倔强的村民，一生中盖过三次房子，“第一次是刚结婚不久，我们用泥巴糊了一个房子。”
    后来，孩子慢慢长大了，原来的那间小房子已经住不下了，作为母亲的梁凤莲又盖了两间土坯房，“在农村，没有房子，孩子连老婆都讨不到。”新房盖好仅仅一年多后，因为下雨打雷，房前的一棵大树倒了下来，将新修的房子砸倒。
    “为了重新盖房子，我就去挖草药卖钱，马莲根，一斤一毛钱，我一天能挖一百多斤。盖房子的木头是我一根一根从二十多公里的深山里在自己扛出来的。”梁凤莲说，“没想到，给后人置了一辈子的家，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在陕西农村，当父母的为孩子置办房产被认为是一种责任。
    梁凤莲伤心的是，她现在再没有力气去盖新房子了，“受了一辈子的苦，落下一身的毛病。”
    让梁凤莲略感安慰的是，两次房屋倒塌，家里都没有人受伤，“大家都说我是积了德，村里来了叫花子，我不吃都要把饭给他们。”
    64岁的村民张华同样没有下山去住，一个是他养了76只羊需要照看，另一个是他要收了麦子再下山。正是麦收季节，走马湾背后的山坡上，一片金黄，每片麦地里，都是忙碌的身影。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获得的当地政府的一份文件显示，走马湾在2007年已经被列入“汉中市威胁50人以上重要滑坡隐患点”。地震后，走马湾背依的山坡已经裂开了多个大口子，为了安全期间，当地政府不允许村民私自回家，但这并不能阻止回家收麦子的村民。
    “有了吃的，心里就不慌了。”张华说，这位经历过多次自然灾害的村民，深知粮食的重要性，“（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村子里有人因为没有吃的饿死。”
    地震发生后，张华和其它村民一样，首先将废墟里的粮食扒了出来。
    张华的考虑是，国家受了这么大的灾，政府救助的能力有限，“我们应该把损失减少到最小。”
    为了抢收，组长张学勇将村子里的年轻劳力集中起来，统一收割全村的麦子，“三十年前农业社时，大家就是这样集体劳动的，现在为了救灾，大家又团结到了一起。”

（小标题）“和家人在一起，感觉很幸福”

    和其它村民不同的是，地震之后，81岁的村民陈志兰让孙子将自己的棺材刨了出来。在救灾帐篷里，这个被塑料纸包裹起来的棺材特别显眼。
    “家里的房子全倒了，但我的‘房’还好着。”陈志兰有些庆幸地说。在陕西农村，村民习惯将棺材称之为“房”。
    有“房”在，陈志兰显得很踏实，“我还能活几天呢，死了，也有个埋的地方。”
    陈志兰的儿子五年前已经因病去世，孙子又常年在外打工，平时和儿媳生活在一起的陈志兰对于盖新房并没有太多的奢望，“政府给发了米面油，有吃的就行了。”
    在陕西宝鸡打工的张学银是在地震第二天之后回到走马湾的，“包了一辆出租车，花了400多块钱。”从来没有坐过出租车的张学银为此感到非常心疼，“但是没有办法，当时急着回来，家里还有一家老小。”
    “他出去打工才七天，挣得钱还不够付出租车费。”张学银的妻子抱怨说。不过，她仍然觉得这些钱花得值，“我们娘俩当时都吓坏了，盼着他早点回来。”
    回家后，张学银每天都抱着一岁半的儿子不放，“和家人在一起，感觉很幸福。”
    回家后的张学银，在倒塌的房屋里，抢救粮食的同时，把自己的结婚照也扒了出来，艳丽的结婚照被挂在救灾帐篷的正中。
    “有家的感觉了。”张学银说。
    对于以后是否还去打工，张学银显得很是为难，“真不想离开家，但是不出去，我们这个穷山恶水的地方，又挣不到钱。”
    组长张学勇介绍说，走马湾的所有年轻劳力，基本上都在辽宁、山东、深圳等地打工，地震之后，他们全都回来了，“平时村子里就没有年轻人，有老年人去世了，连个抬棺材的人都找不到。”
    身为略阳县委书记的胡平安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社会问题，“老人需要关爱，小孩子需要呵护，地震让每一个离家的年轻人都开始反思，开始关注亲情之间的距离。”

（小标题）“我最操心四川灾区的情况”

    走马湾的村民任孝妹已经开始在帐篷里腌制酸菜，“得做一些长远的打算。”任孝妹至今感到遗憾的是，她的缝纫机没有抢出来，“衣服破了，也没办法补了。”
    在走马湾组灾民集中安置区，当地县广播电视局的工作人员正在为大家架设卫星天线。在这个贫困的小山村里，电视是最重要的家产之一，看电视也是大家茶余饭后主要的消遣方式。
    57岁的村民张平每天都要看好几个小时的电视，“最想看的就是关于这次地震的新闻报道。”
    在此次地震中，张平家的房屋全部倒塌，对于以后的打算，张平的回答出乎《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的预料，“现在我最操心四川灾区的情况，那里受灾太重了，我们只是房屋倒了，人还活着，我们的生活还能自理，损失不大，但四川灾区的人太可怜了。”
    说话的同时，张平的泪水就流了出来。
    其实对于走马湾每一位村民来说，重建都是一个不愿面对也难以面对的难题。
    “山都裂了，原地重建肯定不可能，另外，重建最需要三万块钱，在走马湾，没有一家人可以一下子拿出来这么多钱。”张平说。
    位于大山深处的走马湾，人均耕地仅有一亩左右，而且全是旱地。“地里的收成只够口粮，经济收入除过打工之外，就是一些核桃、草药等经济作物。”组长张学勇说，“全组只有三户人盖了砖房，全是借账盖的，这次地震中也都损毁。”
    这次地震中，虽然砖房也是损毁倒塌，但比起大部分倒塌得只剩下木架子的土坯房来说，依然残留的一两堵承重墙显示出它在抗震方面的优势。
    “如果要盖房子的话，我肯定要盖结实的砖房。”张平说。这位曾经去过一次汉中市的农民流露出对砖房的向往，“汉中那么多高楼大厦，那么高的楼，都不会倒。”
    另一个让张平不得不告别土坯房的现实情况是，当地的树木多年前已被砍伐殆尽，“建土坯房需要大量的木料。”
    “住了一辈子土坯房，习惯了，冬暖夏凉，很舒服，如果不是害怕地震，我肯定还会建土坯房。”张平补充说。
    张平舍不得的还有走马湾这个地方，“我们村后面的山叫打马山，就是老早以前当官的放马的地方。”
    走马湾的每一个村民，都知道这个山名的典故，在他们的心目中，老早以前有马的官员，肯定官做得很大，他们本希望，这个他们心中的福地，能祐护并给他们带来福祉。直至地震之后，他们才明白，这个处于滑坡地带的山梁，正是毁掉他们家园的罪魁祸首。
    “这么多年以来，走马湾只出过一个大学生，主要是太穷了，好多学生只能中途辍学。”组长张学勇说。

（小标题）重建的忧虑

    在走马湾负责救险的兰州军区第三医院副院长张守信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们对当地的村民做了一个心理调查，结果显示，大家普遍有抑郁和焦虑，“主要担忧灾后重建。”
    同样的焦虑表现在略阳县委书记胡平安身上，“倒掉的房子大多都是土坯房，质量差，而他们又是最穷的人，邻里亲戚也都是穷人，相帮建房都没有能力。”
    据介绍，从5月22日开始，略阳县救灾的工作重点已开始转到重建上来。“工作的氛围也开始从应急状态、从情绪的安慰转到自力更生、重建家园上来。”胡平安说。
    被称为“富山盛矿”的略阳，同样无法逃脱资源性地区的通病，其贫富差距位列汉中第一。这个经济发展位于汉中市前列的山区县，仍然是国家级扶贫县。
    在此次地震中，略阳县是陕西省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当地提供的资料显示，当地城区95%的建筑受损，其中10%城要拆除重建，35%需要加固，50%需要维修。全县农村有6700多间房屋倒塌。
    另一个让胡平安感到棘手的事情是，处于山区的略阳县，人口密度大，容量有限，好多地方又处于滑坡隐患地，选择新址非常困难。
    胡平安介绍说，农村房屋倒塌的灾害补偿标准已有，就是每户1.5万元，他承认，这些钱还远远不够建新房，“每户最少需要三间房，每间房按20平方米算，需要1.2万元到1.5万元的资金，三间房就是四万元左右。”
    “重建会和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县里会想办法尽可能地多补助村民，另外，重建时，我们县里有钢厂、水泥厂，到时会出台救灾价，为村民降低重建的成本。”胡平安说，“也希望金融机构能为村民们提供一些小额无息贷款。”
    “灾后重建需要全社会的帮助和关注，地震也让我们国民更加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亲情，这种关爱需要纵向的也需要横向的。”胡平安说。
    一个已经达成共识的事情是，在重建中，将会请相关的专家进行规划，尽量避开一些灾害点，并整体提高抗震标准。
    “村民们已经被震怕了，新家一定要牢靠，我们再也不能接受家园被毁的打击了。”走马湾村民小组组长张学勇说。在困难面前，这位中国最普遍的农民表现出可贵的宽容和团结，“我们肯定希望政府能给我们最大的支持，但现在国家遭了这么大的灾，我们能理解，我们不会等靠，我们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
    张学勇的手机彩铃让人神伤而又激动，“我们都是汶川人……”

转贴（上海城管群殴卖菜农）
和我一块在四川灾区一线采访的一位记者朋友，今天得到消息，他在上海卖菜谋生的父亲被一帮城管群殴，已住进医院。这么多天来，我们一直奋战在一线，他的勤奋与执著始终让我这个同行惭愧，就在他准备继续深入一线采访报道的时候，这个消息让他悲从心来。在全国人民都在抗震救灾的时候，在每一个弱小的生命都在让全国人揪心的一刻，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这个最文明的城市，城管又一次抡起了他们针对小贩的拳头。

我将他的博文转贴，希望更多的人能关注此事。

父亲被上海城管殴打

这一次，我无法不提起笔来，写一些关于父亲的文字，5月24日早晨7时许，上海市普陀区的一伙城管、市容协管及市场保安将我父亲打伤。

     按计划，这天我应该跟随四川省邮政公司的邮车，从成都出发经阿坝州的马尔康到汶川县，报道灾区的重建事宜。正准备出发的时候接到了弟弟的电话，他告诉我父亲被一伙城管打伤了，我压抑着愤怒听他说完。

在灾区的这些日子里，感觉到自己变得脆弱，不是害怕余震，无数多个家庭因地震而支离破碎，采访过程中，面对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那些失去父母的子女，我欲哭无泪。

     地震留给那些纯朴、善良村民的是无法弥补的痛，更多的惨剧通过我们的报道为人所知。一位男子为了抱出瘫痪的父亲被埋到废墟下，要将他顺利救出来，消防官兵建议移开他父亲的遗体，但他死活不同意，最后被救出来了，但却因埋压时间太长而死亡。一位年轻的母亲给世人留下了一句催人泪下的短信遗言，“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还活，一定要记着我爱你”。

     亲人间的爱因悲剧升华。我们见证着他们的悲苦，记录着他们的伤痛，我们说我们亲历现场，我们说我们感同身爱，但直到父亲被上海城管殴打的消息传来后，我才意识到我们无法感同身受，感同永远无法身受。

     2005年，那时候我还是一名新手，主要任务就是跑上海市的突发新闻，“城管打人”事件时常发生，我也多次采访过那些被城管殴打的受害者，但这一次被踹到地上饱受拳脚的对象成了我的父亲，我可以想象那些城管拳打脚踢的场景。

此刻，我是一个“小商贩”的儿子，请允许我表达我的愤怒和忧伤。

     我的愤怒来自于那些无法无天的城管们。我建议这些城管们来四川灾区接受洗礼，看看我们灾区人民的坚强不屈，看看我们的解放军、消防官兵奋不顾身解救埋在废墟下的群众。

     我的忧伤来自父亲的伤情。父亲是江西东部极为普通的农民，不景气的农业迫使他放弃在田间耕作，来到这个永远都不会属于他的城市谋生。更早的时候，父亲在上海宝山区罗店镇的农贸市场营生，还是学生的我，替他们看过铺子，卖一把空心菜赚3毛，一把韭黄赚5毛。

     通常情况下，父亲凌晨3点就要起床，去镇外10来里路的地方收购青菜，拉到菜场由母亲负责卖，一天下来，刨去成本可赚五六十块钱。大学四年学费、生活费约五万多，不知道父母卖出了多少把空心菜、韭黄……

     今年以来，弟弟有了小孩后，父母搬到普陀来住，平时会去离家不远的高陵路上摆摊，就是媒体称的“小商小贩”，那条路上，来自安徽、江西及山东的近百人靠此营生。耀武扬威的城管们，时常将这些人驱赶的四处逃散，父亲也常混在其中。作为家中长子的我，有义务让他们生活的幸福，但至今我仍是无力，甚至是无法保证他们不受伤害。

     5月24日上午11：15分，我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登上飞往上海的飞机，不得不回到父亲身边，暂别一线灾区。下午17时许，我回到上海普陀区的家中，弟弟告诉我，“父亲还在医院，他的背、头被打伤，但腰痛的老毛病更为严重”，我的心稍稍松了一点，母亲在真光路派出所作笔录。“三辆城管的车子堵住了你爸的三轮车，一帮人冲下来，拉扯过程中你爸被推倒在地上，有三个人疯狂的殴打他。”母亲向我追述。母亲不但没有拦住这些行凶者，反而被踢伤了脚和手。

     5月24日，在成都接到弟弟的电话后，在无法及时赶到现场的情况下，我打电话麻烦律师朱建军师兄到场处理，听说他被真光路派出所的同志狠狠“奚落”了，但师兄还是争取让警方开了“验伤单”。上海鼎鼎大名的律师差点被警察搞得无策，真是太委屈他了,由于办案警官今日休息，我亦无法从警方处了解到更多的信息。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 黄志杰/成都报道

    惊慌来源于一个短信。
    5月19日晚10时02分，《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归属陕西移动的手机收到一条来自10086的短信：（陕西）省应急办省地震局告：据中国地震局专家会商意见，19日～20日汶川震区发生较强余震的可能性较大，我省会有较强震感，特别是汉中宝鸡，请做好防范。
    仅仅一分钟后，记者在四川的多位朋友打来电话求证，咨询是否陕西发布了将有强烈余震的消息。《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立即打电话向西安的朋友求证，但所有电话均无法接通。
    十分钟后，成都市各大街道一派慌乱景像，数万人在顷刻之间涌上街头，有车的人也开始向城外狂奔。

（小标题）再次恐慌

    在成都市人民中路卖军用品的店主刘丽对那天晚上的情景印象深刻。
    “当天晚上有朋友打电话说了这个消息，我就没敢在店里住，搬了两个凳子睡在店门口。”刘丽说，“不一会儿，越来越多的人涌到这里，都是来买帐篷的，这两天帐篷早就卖光了，一些市民不相信，非要我把店门打开，让他们看。”
    5月20日中午11时许，《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人民中路发现，这里每个卖军用品的店门口都聚集着不少的人，路边停满了车辆，交通严重堵塞。而每个店门口，都挂上了“无帐篷、无睡袋”的告示，甚至一些店的彩条布也宣布无货。
    “你们那边有帐篷吗？有多少全部空运过来吧，价格好商量。”刘丽在电话里紧急在异地调货。放下电话，来自湖南的刘丽一脸惊恐地对《瞭望东方周刊》，“太害怕了，我真想马上离开成都。”
    而这一天中午，记者通过查询得知，当天和21日，飞往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的机票已全部售罄。
    “我准备到北京去躲躲。”本刊记者在成都的一位朋友说，因为无法订到机票，这位朋友订了第二天晚上从成都飞往广州的机票，从广州转机去北京。
    同时，各种传言到处都是。一位朋友称，他才得知消息，连建设厅的工作人员都不在办公楼里待了，“肯定地震不会小。”
    成都市一些著名的餐饮店也关门歇业。
    一个短信，让5·12地震之后刚刚稍许平静的成都再一次陷入极大的恐慌之中。

（小标题）政府紧急稳民心

    “主要是这个短信太可怕了，说是据中国地震局专家会商，肯定是很权威的消息，又很具体地说19日～20日发生余震的可能性较大，还说陕西会有较强震感，我们怎么能不害怕呢？”在成都市府南河边上，住在帐篷里的一位成都市民说。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陕西省发布余震的通告后，四川省地震局也发布了通告，称根据中国地震局《关于汶川8.0级地震近期余震趋势意见的报告》，汶川8.0级地震余震活动水平为6-7级左右，5月19日-20日汶川8.0级地震余震区发震的可能性较大。
    几乎在同时，重庆、甘肃等地也陆续发布了类似的通告。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西安的朋友称，当天晚上，西安市民也是倾巢而出，“街上到处都是人，造成了很大的恐慌。”
    一个令人深思的事件是，在19日晚上本刊记者收到陕西省应急办的通知两个小时后，手机上又连续多次收到了西安市抗震救灾指挥部通告，该通告除说明可能发生余震的情况外，补充说，“但不会超过5月12日主震对我市的影响，请大家不要惊慌。”
    5月20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发布第七号公告，称四川省地震局当天组织专家，对汶川大地震是否会对成都主城区造成破坏进行了慎重研究，答复如下：一、成都市主城区不是汶川大地震的余震区；二、余震区发生6～7级余震对成都市主城区不会造成破坏；三、成都市主城区不会发生破坏性地震。
　　市政府公告同时称，希望广大市民保持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共同维护社会稳定。

（小标题）重要岗位坚守一线

    “怕肯定是怕，但地震后我们这里的病人实在太多，忙不过来，没有心思考虑逃跑。另外，这栋大楼还是让我比较放心。”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急诊室工作的李兵，在谈到5月19日的余震预报时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我也收到了不少同学转发来的短信，但对于我们的工作性质来说，不可能临阵脱逃。”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是地震伤员的主要救治医院之一。
    华西医院宣传统战部的姜贤飞告诉本刊记者，他们院里在19日晚间接到可能发生余震的通知后，医院及时通知了所有的病室，“当晚在医院的4000多名病人中，除了极个别病人坚持要到楼下搭帐篷外，其他病人都留在了病床。”
    据介绍，在5月12日地震之后，华西医院院长石应康火速邀请了西南建筑设计院专家对医院建筑进行全面的防震评估，结论是“抗七保八”：“防震等级达到七级，七级地震将不会产生影响，八级也扛得住。”医院将这一结果在5月13日就以告示的形式通知了所有医护人员和病人，因此，当成都有六至七级余震的警报出现时，此前发布的通告如果一颗定心丸，让医护人员和绝大多数病人留在了岗位和病床。
    事实上，在5月12日的地震当时，正好华西医院的所有手术室都在做手术，院长石应康说，他当时冲到各个手术室，“告诉医生该做的都做完。”外科医生朱精强当时在12楼手术室坚持完成对一位淋巴癌患者的手术，“我们救死扶伤，都是做好事的人，老天会保佑我们的。”实际上，朱精强自己也颇有些忐忑，“就好比一个飞行员不可能在遇到空难的时候弃机跳伞，医生做手术时也应当坚持，如果当时楼真的塌了，我也就认了。”
    在强震中坚持完所有手术的经历，如同一番洗礼，使得新的余震预警来临时，多数医院能基本镇定。
    一些为市民服务的部门也同样坚守在一线。隶属于成都市的都江堰市在此次地震中损失惨重，都江堰市邮政局局长刘统全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余震的公告发布后，全局没有一名员工退缩，“大家都坚持上班，我们不仅保证了市民用邮，还保证了党报党刊的投递工作，均在第一时间把党报党刊送到了当地主要领导和救灾官兵的手中。”
    “邮政是一个窗口，如果我们的营业都无法正常，市民的恐怖肯定会加重。”刘统全说。

（小标题）“这是一个进步”

    “终于过去了。”5月21日早上，从成都市府南河的一个小帐篷里钻出来的李冬笑着说。35岁的李冬经营着一家服装店，因为害怕余震，他白天只经营七八个小时，天一黑就早早地关门，连续两天晚上，他一直住在帐篷里。
    连续住帐篷，让李冬感到有些疲惫，但他却没有报怨，“5·12地震发生后，我曾报怨地震局怎么没有提前预报，这次提前预报了，结果预报错了，但我不埋怨地震局。”
    之所以不报怨的原因，李冬认为“这是一个进步”，“预报正确与否是能力的问题，但说不说是态度的问题，这次政府部门敢于将地震预警信息进行及时披露，是值得称赞的。”
　　此次地震预报，亦引起了地震研究界的高度关注。广东省地震局局长黄剑涛在接受《广州日报》记者采访时称，他所知道的政府正式预报仅有1975年的辽宁海城地震，“用政府的名义来发布地震预报极为罕见。”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大学工程抗震研究中心主任周福霖也对这次预警表示肯定，“由于汶川地震使震中附近地区受灾严重，不少灾民都已经被安置和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因此此时发出预警对社会正常运转及人们心理的影响比较小，万一错报，损失也不大。”
    市民李冬也有同样看法，“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报了十次，有一次准确了，也算是成功的，毕竟，错报所造成的损失要远远小于地震所造成的损失。”
    “这也是中国政府开始进一步人性化的一个标志，在保证人的生命安全的前提下，造成一些浪费也不是不可以的。”李冬说。同时，李冬还建议，对地震的预警信息应进一步完善，“比如，信息中只说‘注意防范’，怎么防范？是到外面住帐篷呢还是在家里多观察就行了，或者是危房住户要搬出？”
    “如果当天的第一条信息里，政府就明确指出不会有破坏性的余震以及提醒市民不必恐慌等，当天成都也不会那么乱了。”李冬说。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 特约撰稿周敬波/北川、什邡报道

    “听到飞机的声音，我知道自己有救了。”来自成都的女游客杨雪激动地说。
    5月18日下午六时许，《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跟随总参陆航某团的直升机降落到青牛沱风景区的一片菜地里。地震发生后，位于什邡市红白镇的这个著名的风景区成了一个孤岛，与外界的交通、通讯全部中断，400多名游客被困山中。
    当天早上，在飞行完向北川县小坝乡运送食品和通讯器材的任务后，总参陆航某团团长蔡有固接到命令，立即飞往红白镇，营救依然被困在那里的游客。
    米171型直升机腾空而起，再一次飞向这个生命救援的孤岛。

（小标题）螺旋桨的声音从天而降

    灾难来临的时候，24岁的杨雪和家人正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我们眼前的两座山垮了，一下子变成了三座山。”即使是回忆，依然能感觉到杨雪内心的恐怖，“我们当时刚从山上往下走，顿时间天昏地暗，石头乱飞。”
    慌乱之中，杨雪和自己的丈夫本能地将他们两岁的孩子和同行的母亲压在身子底下。强震过后，杨雪和丈夫张杰的腿部均被乱石击伤，母亲和孩子没有受到一点伤害。
    余震依然不断，杨雪和家人在一块大石头下躲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全家人开始往外撤离。
    “我和老公站不起来，只能扒着石头爬着前进。”杨雪说。仅有的两袋方便面被留给了母亲和孩子，“那时候，我们就不知道饿。”在爬行了一天一夜之后，5月14日上午，杨雪终于看到了当地村民自发组织的救援队。
    杨雪一家人被运送到了附近的罗瓜坪村。两天后，首批20多名救援的解放军抵达这里，游客和村民们开始徒步撤离。
    “我和丈夫都走不了路，但要从这里出去，要翻越好几座山，即使是正常的人，也要走十几个小时，而且一路险情不断，我们只能留下来等待空中救援。”杨雪说。
    谁也不知道救援的飞机什么时候可以到。不过，让杨雪感到欣慰的是，毕竟自己的孩子和母亲有救了。
    “孩子是解放军放在背篓里背走的，走的时候，我吻了他一下，告诉他，以后一定要听奶奶的话。”这场惊天动地的大灾难，让杨雪已经深深地感觉到，死亡是那么的近。在地震发生前的一个小时，杨雪就曾碰到四名游客正往山里走，“他们肯定被埋了。”
    能走的人都走了，除过留守继续搜救的十几名解放军外，村子里只剩下杨雪和丈夫以及七位年迈的村民。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杨雪腿部的伤口开始化脓，并伴随出现高烧。
    “我不停地鼓励她，飞机肯定会来的，我们一定会被救的。”杨雪的丈夫张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这位曾当过兵的男人有着和杨雪同样的伤情。
    因年迈不能撤离的村民们当起了炊事员，从废墟里扒出粮食，为大家熬稀饭。七位村民里，年龄最小的60岁，最大的87岁。60岁的罗俊海本来可以撤离，但他为了照顾81岁的母亲，至始至终没有离开。罗俊海目睹了一场惨剧的发生，“地震发生时，旁边的一座山垮掉了，住在山下的五组全部被埋了，最后统计，五组的村民，只剩下了七个人。”
    恐怖的灾难并没有让罗俊海丢下自己的母亲于不顾，“一个人，不能连自己的老娘都不要了。”这位连飞机也没有见过羌族老人同样相信，“解放军说会有飞机来救我们的，解放军不会骗我们的。”
    在地震发生整整六天之后，螺旋桨的声音从天而降。
   
（小标题）飞机无法完全落地，只能一个轮子着地悬停

    直升飞机在青牛沱风景区的上空转了几个来回，始终没有发现地面的营救目标。
    时间是在5月18日下午6时许，天空的积云越来越多，雨已经开始下了起来，飞机的前挡风越来越模糊。从飞机上往下看，著名的青牛沱风景区一片疮痍。藏于深山里的青牛沱是成都及附近市民周末自驾游的最佳去处之一，因水清如油而得名。幸运的是，地震发生于星期一，这里的游客并不是很多。
    民间传说称，大禹治水时平地乘车，水上行舟，山间则骑着青牛，青牛沱有一块状如牛头的巨大岩石，此石乃大禹出山时所骑青牛所化。但震后的青牛沱，往日的秀丽与静谧已经被大片大片的滑坡所掩埋。
    在低空飞机寻找营救目标时，《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亲眼目睹了一个滑坡的发生，一块巨大的山体如瀑布般倾泻而下，顿时尘土腾空而起。
    雨越下越大，天色越来越暗，营救的目标始终不见踪影，驾驶这架直升机的总参陆航某团团长蔡有固心急如焚，“一边是受伤的游客急需我们救治，一边是飞行的安全条件越来越差。”
    就在此时，飞机的前方出现了三颗红色的信号弹。
    100米，50米，10米……在树丛中穿梭顺着飞机降落的方向奔来的人影终于出现在视野中。
    在离地面还有两三米的高度时，机械师朱世纯迅速地跳下去，清理地面的杂物，并指挥飞机降落。等他返回时才发现，一颗铁钉剌进鞋底，扎中脚心。
    “当时没有感觉到疼。”这位中尉军官不停地揉着脚底说。
    因为地面土质松软，飞机无法完全落地，只能一个轮子着地悬停。
    “悬停时间如果过长，机身温度会急骤上升，是非常危险的。”团长蔡有固说。此时，飞机上还有一吨半的食物，机组人员在当地参与搜救的解放军的帮助下，以最快的速度将食物卸下，并将伤员和灾民共九人运上飞机，前后总共用了不到20分钟。
    大约一个小时20分钟后，飞机安全降落在彭山某军用机场。随行护送伤员的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医生甘国胜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杨雪的腿部已经严重感染，大面积受伤，部分肌肉已经坏死腐烂，如果不急时治疗，发生败血症的可能性非常大。”
    飞机降落后，《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拨通了杨雪家的电话，在得知杨雪活着回来时，电话那头不停地哭着说，“谢谢，谢谢。”

（小标题）“哪里的路不通，我们就飞往哪里”

    在与死神争分夺秒的瞬间，感谢的话已显得苍白无力。
    据介绍，5月14日晚上，温家宝总理在从成都前往广元灾区的列车上召开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强调救人仍是当前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决定向灾区新增90架直升机。
    仅仅十分钟后，总参陆航部就接到了集结的通知。
    “到15日晚10时，从六个方向调集的91架直升机全部到位。”总参陆航部新闻干事周敬波说。《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从总参陆航部获得消息，截至5月21日晚，陆航部的飞机已飞行1139架次，运送食品、药品、通讯器材等物资721吨，往灾区运送救援人员1465人，回运伤员及灾民1766人。
    “哪里的路不通，我们就飞往哪里。”蔡有固坚定地说。身为团长的蔡有固是特级飞行员，曾荣获“曾宪梓航天工程突出贡献奖”，已在蓝天巡航近20年，执行过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六号返回舱的搜救工作，还参加过大兴安岭火灾的救援工作，有着丰富的飞行经验。
    但提起此次抗震救灾任务，蔡有固依然心有余悸，“灾区的地形特别复杂，山高谷窄，而且地面上树木、电线杆较多，电线纵横交错，肉眼观察起来难度很大。”
    因山区信号较弱，在飞行中，机组与塔台经常失去联系。这时候，驾驶员只能靠经验来判断。在5月18日上午的一次飞行任务中，带领机组在崇山峻岭之中穿梭的蔡有固突然发现前方迎面飞来两架直升飞机，蔡有固紧急调整高度，化险为夷。
    “因为救援任务较多，飞机的活动非常频繁，这给飞行增加了很大的危险。”蔡有固说，“另外，山里的气候变化异常，风力较大，直升机低空飞行随时都有危险。”
    在5月17日执行任务时，因灾区正在下雨，能见度很低，飞机在从成都平原飞抵山区时，被迫返航待命。这让驾驶员们心急如焚。
    “作为一名航空兵，只有飞在空中，我们才感觉身体很舒服，尤其在这个特殊时期，只要有一线可能，我们都要前往灾区进行救援。”蔡有固说。
    5月18日上午，在执行往北川小坝乡运送通讯设备的任务时，蔡有固发现，地面上的电线杆、树木很多，根本不具备降落条件，在此时，身为团长的蔡有固完全可以做出返航的决定，但他并没有这样。在低空观察几分钟后，蔡有固发现，地面上有一棵树是降落的最大障碍，蔡有固让机组人员写了一张纸条，用绳索吊给地面上的村民，让尽快砍掉这棵树。
    村民们很快行动起来，树被砍掉了，在成功避过一根又一根的电线后，飞机开始缓缓降落。
    “粮食我们可以空投，但通讯设备只能降落地面后搬运，况且还有随机的通讯设备抢修专家也需要落地，我们只能想尽千方百计降落。”蔡有固说。在灾区，每一个人都深切地感受到，通讯的畅通对救灾的重要性。
    在当天上午，总参陆航某团四架运送通讯设备的飞机除一架因天气原因无法降落外，其它三架均成功降落在了开平、小坝、片口三个乡镇。当天下午，这架因天气原因返航的飞机再次前往预定目标，并成功降落。这也意味着，在第一阶段各受灾县的通讯抢修工作完成后，第二阶段恢复各乡镇通讯的工作全面展开。
    5月22日上午，《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终于拨通了负责在北川县禹里乡抢修通讯工作的华为公司员工陈永翾的电话，陈永翾称，在当天他们抵达目的地后，用了大概20多个小时完成了抢通工作，但因为禹里乡开始被水淹没，当地救援部队开始转移，“因为工作需要，我们准备跟随救援部队转移，部队转移到哪里，我们就把基站建到哪里。”
    “目前除了一个乡镇因为缺少油料无法发电通讯暂停外，华为公司负责的北川县的其它三个乡镇的抢通工作已全部完成。”华为公司项目经理韩佶君说。

（小标题）“有了吃的，人心里就不慌了”

    地面上，每一个人都在向飞机招手，有的开始向着飞机降落的方向奔跑，有的脱下上衣在手里舞动。这是《瞭望东方周刊》记者5月18日上午在跟随直升机飞往北川白坭乡时看到的情景。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将拍到的地面照片在电脑上放大后发现，每一个人的眼神里都充满着期望。其中有一张照片中，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用背篓背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伫立在路边默默地看着飞机。
    北川县城北部的白坭乡在地震之后，通往县城的道路全部毁掉，灾民们的食物出现严重紧缺。这里，只有极少年轻力壮的灾民翻山越岭跑了出去，绝大多数灾民被困。
    因为地面无法降落，飞机在降落到20多米的高度时，机械师打开舱门将飞机上的1.5吨饼干、方便面、矿泉水等空投到地面。空投完毕后，地面上的灾民开始有组织地搬动物资，没有出现哄抢的场面。
    在最最危急时刻，饥饿并没有让这些受困的灾民失去最后的体面和尊严。
    5月19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降落到了北川县漩坪乡，因为返程时要运送伤员，记者未随当次飞机返航，留在这里进行了一天的采访。地震发生后，漩坪乡通往县城的方向山体垮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堰塞湖，流经的湔江河被堵，水位上涨迅猛，河上的桥已经被完全淹没。记者抵达当天，乡政府所在的区域已经全部被水淹没，即使地势较高的一些房屋也只能看到顶部，水面最窄处也达到两三百米。
    飞机运送来的食品被集中到了山腰里的一片平地上。14集团军77289部队某团负责这里的救援工作，在搬动食品时，团长邓长城下令，“所有食品必须搬运到指定地点集中起来，搬运过程中，任何官兵不得私藏或乱动救灾食品。”从云南调来的该团被称为“老山主攻团”，是第一个到达漩坪乡进行救援的部队。
    食品集中起来后，闻讯赶来的灾民开始排着队有序地领取食品。十里村村民任建国说，“有了吃的，人心里就不慌了。”地震发生后，任建国家里的房屋全部垮掉，任建国只能吃地里的菜充饥。
    在十里村的一间用彩条布搭建的帐篷里，《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看到一位受伤的妇女，这位名叫张立英的妇女说，她今年58岁，地震让她的腰椎骨折，不能动弹。记者告诉她，她可以乘坐下一趟直升飞机离开这里，到大医院里接受治疗。张立英说她不想去医院，怕没有人照顾。记者说，现在外面有好多的志愿者，在医院里不仅可以接受免费治疗，还会有专人陪护。但张立英怎么都不愿意离开。
    在记者的多次催促下，张立英说，她之所以不愿意离开，是因为她的乳腺癌已经到了晚期，“我害怕出去了，再也回不来了。这里，毕竟是我的家。”
    张立英所说的家，其实早已成了一片废墟。记者看到，脸色腊黄的张立英始终是笑着和记者说话。
    “我们也劝了她好多次，但她就是不愿意走。灾区里，还有一些老人，怎么都不愿意离开。”参与搜救的一位解放军战士说。

（小标题）全面挺进每一个求援的盲点

    看着不断上涨的水位，漩坪乡副乡长杨邦明欲哭无泪，“水位每天至少上升两三米，我们的指挥部要不停地往后撤。”
    “镇子里全部被淹了，什么都没有了。”35岁的杨邦明自言自语地说。
    一位灾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邦明七岁的女儿目前还没有下落，估计已经遇难。因怕触及他内心的伤痛，记者没有直面问杨邦明。杨邦明说，他们乡的党委书记张康骑，包括妻子、女儿、父母以及岳父岳母至今都没有一点消息，他们都住在北川县城，“但我们连哭的时间都没有，我们也不敢哭，有那么多的灾民都在看政府，我们哭了，灾民就更没有信心了。”
    5月18日，在安排了多位村民前往北川指挥部报信都没有消息后，杨邦明和张康骑亲自步行翻山五个多小时到达北川指挥部汇报了当地的情况。这是地震后两人第一次走出漩坪乡，两人本打算汇报情况后到绵阳去寻找自己的亲人，但看到北川县城的惨状后，两人当即决定返回，“如果他们还活着，肯定会有人照顾他们，这里还有更多的人需要我们去救援。”
    就在杨邦明返回漩坪乡后，他的在北川县统计局上班的妻子捎话过来，说她只是在地震中受了一些伤，她已经做了一名志愿者，“老婆说，让我不要挂念她，让我尽全力去抢救那些乡亲们。”
    在这里抢险的还有武警成都指挥学院三大队九队的部分学员，学员们说，他们是13日凌晨就从学校出发，当天早上六点半赶到北川县城进行救援，他们的救援地就是受灾最严重的北川中学。
    “一路上，不停地有伤员拽着我们的衣角说，‘救救我们吧’，看得人心痛。”一位学员说。让这位学员最终落泪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在救援过程中，在废墟底下，传来了唱歌的声音，一位老师带头被困的学生们唱歌来鼓励大家的信心，“但救援太困难了，最后歌声越来越小，后来就听不到了。”
    还有一名伤员，在费尽气力抢救出来后，在运送过程中死去。“我们抬着他跑，边跑边鼓励他一定要挺住，但在途中，他的头就歪向了一边。”一位学员流着泪说。
    在北川县城的施救告一段落后，学员们又被要求向乡镇挺进。
    堰塞湖将漩坪乡分成了三块，因为湖面太宽，部分受困群众仍然无法转移。在堰塞湖上，《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看到有群众用自制的木筏从湖中划向指挥部的临时救助点。
    在得知当天下午将有通讯抢修设备及专家运抵该镇时，在此指挥的团长邓长城说，“现在有了食品，通讯如果及时修通，我们的救援将会更加有力。”
    为了省电，邓长城和外界联系的卫星电话大多情况下只以发短信的方式，“如果通讯通了，就方便多了。”
     当天上午，邓长城接到上级命令，所有的部队必须按照胡主席的指示，在当天之内驻村入户，“这是一条死命令，必须完成。”
    当天中午，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部队官兵吃到了一顿热乎的米饭。
    饭后，邓长城将在此救援的53名官兵分为七个小组，每个小组由两名村民带路，全面挺进村子里救援。
    因为急需的冲锋舟还没有运送到位，为了完成任务，邓长城下令官兵扎制木筏强行渡过堰塞湖。
    临行前，官兵们限带一瓶水。而带队的村民主动提出，他们每两人带一瓶水就够了，“把水尽可能地省下来，需要水的人太多了。”
    “每一户村民家里，都必须前去查看。”邓长城命令到。出发前，每组队伍均领到一支笔和一张纸，“要落实三点，一是房屋受损情况，二是人员伤亡情况，最后一点是，留下的灾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将把这些情况汇兑后，报告给指挥部，以便安排下一步的空中支援。”邓长城说。
    队伍集结完毕，刚好两点钟，正是上级要求的全面挺进村庄的时间，邓长城一脸严肃地说，“上级命令，要扩大救灾面积，到达每一个救援的盲点，所有的人，今天之内必须到达每一个百姓家里，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齐刷刷的声音响彻整个山谷。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四川绵阳报道

    地上突然又猛烈地震了一下，正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的刘初国一脸的惊恐。似乎是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害怕，刘初国宽慰记者说，“没事，没事，这是余震，一天好多次。”
    54岁的刘初国是四川省绵阳市北川县擂鼓镇龙头村四组的村民，5月12日下午2时28分的地震发生时，他正在茶园里摘茶叶，“茶树都跳起来了，山上的石头哗哗地往下滚，我吓得抱着树不敢动。”
    待稍稍稳定下来，人们开始往较为平坦的地方跑。在慌乱的人群中，刘初国始终没有发现自己妻子的身影。“直到晚上8点多，才有人告诉我，我的老婆被一块石头击中头部，当场身亡。”刘初国说。
    5月13日下午，刘初国等灾民被转移安置到了绵阳市体育馆。第二天下午，刘初国在德阳市上技校的儿子赶到体育馆，见到父亲，儿子第一句话说问，“我的妈妈呢？”刘初国一脸沉默。
    “妈妈，妈妈！”17岁的儿子一瞬间明白了一切，在绵阳市体育馆的走廊上撕心裂肺地大喊。而在绵阳市安置灾民的各大场所里，这样的声音不绝于耳。

（小标题）当时在县城里上班的，基本上都没有跑出来

    北川县职业学校的教务主任杨国荣至今没有流泪，“不敢哭，我哭了，学生们怎么办？”
    地震到时来，学校刚刚敲响午睡结束的铃声，一阵强烈的震动之后，学生宿舍楼塌了，一楼陷入了地下。学生们一阵慌乱。
    “那时我刚坐到床上，准备收拾东西上课，一下子被震到了地上。”该校电子电工专业一年级学生向凤说。住在四楼的向凤和同学们准备逃跑时，才发现楼梯已经塌了，而那些跑得快的学生全被压在了水泥楼梯底下。
    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展开自救，床单和被套结成绳子，400多名学生借此逃离。
    杨国荣的爱人李成会在疏散学生时，腰部严重受伤，直到将学生们护送到绵阳市体育馆后，她才被担架抬着去了医院。
    直到5月15日下午3时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杨国荣还不知道自己父母以及兄弟姐妹的任何下落，“我现在不能离开这里，这里有几百名学生需要照顾。”
    虽然说自己一直没有哭，但说到这里的时候，杨国荣的眼睛红了起来。
    抢救出来的学生们被统一安置在体育馆的室内大厅里，在这群小孩子的眼里，灾难似乎已经过去。这些被安置在室内的孩子们，在老师以及志愿者的照顾下，大多已经开始恢复了往日的笑容和顽皮。
    “这些活下来的孩子是幸运的，但有的父母已经不在了，真不知道以后该如何告诉他们。”杨国荣痛心地说。
    据北川县职业学校办公室主任杨正军介绍，该校总共714名学生，目前下落不明的有90人，另外，还有12名老师下落不明。
    “有一位老师是从贵州来支教的，还有一位老师是去年才从四川理工学院招来的，两个人工作都很认真，这次都下落不明。”杨正军说。
    其实从灾区逃难出来的人心里都很清楚，下落不明基本可以确定已经死亡。
    “一路上到处都是尸体。”杨正军依然心有余悸地说。杨正军的家门口是北川中学新校区，每天出门的时候，杨正军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个位于山坡上的学校，地震过后，泥石流将整个学校掩埋，“连操场都埋没了，只有旗杆还在，上面的红旗还在飘。”
    杨正军的妻子在县交通局工作，目前也是下落不明。“当时在县城里上班的，基本上都没有跑出来。”杨正军用这种委婉的方式表示出自己对妻子下落的判断。
    在逃离县城之前，杨正军专门来到妻子上班的县交通局，站在倒塌的办公楼的废墟之前，让别人为自己拍了一张“合影”，“我的妻子，就在那里面。”

（小标题）有的孩子失去了父母，有的父母则失去了自己的骨肉

    北川县职业学校的学生在逃离县城时，顺手抱出了一名三岁的孩子。孩子是躺在路边的一位老人交给他们的，老人说，孩子的母亲伤势非常严重，已经不能走动，将孩子交付给他，哭着说一定想办法让他的孩子活下去。这位老人因为也受了伤，加之年龄过大，走起来很慢。老人又将孩子交给职业中学的学生们，说，“你们一定把孩子带出去，他还小，我已经老了，能不能走出去都无所谓了。”
    孩子的脸上到处是小伤口，《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试图和他说话，但孩子一言不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当问到他的名字时，他才小心翼翼地说，“李淇（音）。”
    “孩子被吓着了，现在只认我们，别人想抱都不让抱。”职业学校的一名学生说。
    有的孩子失去了父母，有的父母则失去了自己的骨肉。
    来自北川县曲山镇的杨燕的儿子在曲山镇小学上学前班，几乎碰到每一个登记失散亲人的工作人员，杨燕都会上前去问，“有没有一个叫黄俊杰的男孩，六岁。”但每次，他都会失望而归。
    “记者，你工作的时候，也帮我找一找孩子。”杨燕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恳求到。看到记者默默地点了点头，这位母亲又说，“我的孩子很听话，说他以后要考清华，我一定能找到他，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要找到他。”
    这位母亲至今后悔的是，当时她冲着要去学校找孩子，但被人拦住了，“他们说，我还活着，我去了也只是送死，现在孩子不在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曲山镇小学三年级一班学生吴卓洋至今也下落不明。
    孩子的奶奶张荣素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地震当天中午，孩子回来吃饭时，问他的妈妈什么时候回来，“他的妈妈去给他外公过生日去了，我说明天回来，孩子就说，‘那我还有四块钱零花钱，吃早点也够了’。”
    “孩子去了学校，再也没有音讯了。”张荣素哭着说。这位76岁的老人，在这次灾难中，一下子失去了三位亲人，吴卓洋是她的二儿子的孩子，而他的大儿子和儿媳也没有下落。
    张荣素的大儿子在北川县邮政局工作。据四川省邮政公司的负责人介绍，目前北川县邮政局有32名员工下落不明。
    地震的时候，吴卓洋的母亲刚刚在娘家吃完父亲的寿席，“我们感觉地在动，刚跑到院子，就全被摔倒在了地上。”
    等地震稍稍平息，吴卓洋的母亲赶快往家里走，但路已经断了，“我娘家在禹里乡，到曲山镇有几十公里路，山坡上不停地有石头落下，还有泥石流，我是连走带爬，我心里什么都没想，只想赶快见到我的儿子，我都麻木了，我什么都不害怕。”
    整整走了24个小时后，吴卓洋的母亲回到了曲山镇，但是家已经找不到了。在听说家人已经被转移到绵阳市体育馆后，她又来到这里，但是，她仍然没有发现儿子的影子。
    “我找到了好多他们学校的学生，都是三年级一班的学生和老师一个都没有找到。”吴卓洋的母亲几乎绝望地说。

（小标题）到处都是喊救命的声音，但是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北川县林丰木业公司职工吴川真不知道是该哭还该笑，在地震发生前几天，他刚刚做完胆囊息肉切除手术。
    “那时候觉得自己很倒霉，得了这个病，做手术花了不少钱。”吴川说。
    因为刚做完手术，吴川在家休息，地震来的时候，住在一楼的吴川和家人迅速地跑了出来。而他的那些正在上班的同事，大部分都没有了音讯。
    为了抢救被困的群众，吴川刚刚做过手术的伤口又开始巨痛，但身体上的伤痛，对吴川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精神上的剌激，一般人根本就受不了，那么多的死人，那么多的人被压在倒塌的楼房下面，到处都是喊救命的声音，但是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只能看着越来越多的人，慢慢地死去。”
    北川县农业局职工杨世平是因为上班迟到而躲过了一劫。就在杨世平骑着自行车着急地闯红灯时，地震发生了。杨世平转身投入了抢救工作，让杨世平伤心的是，好多被从废墟里救出来的伤员，因为得不到及时的进一步专业救治，又离开了人世。
    同样感觉到幸运的，还有住在绵阳市高新区的袁家勤。2001年，本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的他下岗，后来被以1.5万元的价格买断11年的工龄。随后，袁家勤到绵阳市高新区一家私营企业打工，每月有700多块钱的工资。
    2002年，袁家勤将攒起来的所有积蓄拿出来，在高新区一个小区的六楼买了套仅有60多个平方米的房子，两室一厅，虽然对于一家五口人来说显得有些狭小，但毕竟这是自己的家。
    地震之后，袁家勤家的房子成了危房。“自己奋斗了半辈子换来的东西突然一下子就没有了，一时真不知道怎么是好。”袁家勤有些沮丧地说。在绵阳，这个国有企业集中的川北工业重镇，类似袁家勤的情况并不在少数。
    在绵阳市区，《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发现，地震并没有造成这里有过多的楼房倒塌，但是绝大多数楼房都裂开了很大的口子。在绵阳闹市区，记者曾试图找家宾馆撰写稿件，但找了四家宾馆，均被告知因房子处于危房，不能接待客人。
    在绵阳市道路的两侧，到处搭建着塑料的防震棚。绵阳市区几乎所有的居民，均倾巢而出。
    《绵阳日报》自从地震第二天以来，报头由原来的红色换成了黑色。绵阳街头，到处都是警用车辆和急救车的警报器的声音。
    “我希望尽快能回家去住。”住在防震棚里的袁家勤说。另一个让他恼火的是，因为地震，工厂停止，“像我们这样的私营企业，不上班就没有钱。”
    虽然经济拮据，但36岁的袁家勤对自己原有的生活还是非常满意的，“绵阳是个好地方，城市绿化建设都很好，非常干净，平时地上连个烟头也找不到，傍晚的时候，大家都去广场上跳舞，日子过得很安逸。”
    对于将来怎么办，袁家勤自己也不知道，“我想政府肯定会管的，现在虽然没人管，但是先救命要紧呀！”
    地震对袁家勤的改变，除过经济上严重受损之外，还有思想上的，“相比那些在灾难中死去的人来说，我们还活着，我们是幸运的。”

（小标题）被救的人里面，或许就有我们的亲人

    5月15日上午10时许，绵阳市体育馆的广播通知称，北川县将在灾民中招募220名志愿者回到北川灾区，除过救助自己的亲人邻居外，还要为救援人员做向导。
    广播通知后短短十几分钟，220名志愿者就招募齐全。
    重庆美术学院的北川籍学生向国华参加了志愿者。在这次灾难中，他的爷爷当场死亡，他的父亲至今下落不明。除过回去找自己的父亲之外，向国华还带了一台照像机，他要把现场的情况拍下来，然后带给他的同学，“我和同学们要把现场的情况画成画，然后义卖，卖来的钱捐献给灾区重建。”
    对于24岁的儿子参加志愿者，向国华的母亲显得非常骄傲，“我们活着的人，必须团结起来，万众一心，用最大的能力抢救每一个生命，被救的人里面，或许就有我们的亲人。”
    “就像温总理说的那样，只要有一线生还的机会，就要用百倍努力。”向国华的母亲说。5月14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到北川县视察灾情及指挥救灾工作，这件事情给安置在绵阳市体育馆里的上万名北川县灾民带来了很大的鼓舞。
    这位母亲，一直目送着儿子，这个家庭里面最后一个男人乘车离开绵阳市体育馆，前往北川灾区。
    地震发生后，因为铁路中断，而航空运力有限，从西安经汉中到灾区的公路成为运送救援物资的主干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由此前往灾区时，路上随处可见运送救灾人员的大客车和运送重型机械以及其它救灾物资的大型货运车辆。
    在绵阳市体育馆门口，自发前来为灾民们送救灾物资的车辆排成长队，有企业，也有普通的市民，有的市民甚至送来整篮的煮熟的鸡蛋或者红薯。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救灾帐篷里采访时，不时有志愿者前来为灾民送馒头、面包、饮用水以及手纸等。
    “我们在这里吃穿都没有问题，还是尽可能地把食物省下来，送给仍然被困在现场的灾民吧。”76岁的灾民张荣素说。
    这位76岁的老人，在失去了三名亲人之后，依然对生活充满着信心，“人已经不在了，也哭不活，活着的人，还是要活下去。房子倒了可以重建，但命只有一次。”
    在绵阳市体育馆，到处都是戴着帽子或者胳膊上缠着红绳子的志愿者。每有灾民为失去亲人而痛苦时，他们会及时上去，为他们擦干眼泪。
    北川县职业中学办公室主任杨正军也觉得，能活着就是最幸运的事情。这位即是灾民同样又要照顾400多名学生的老师已不愿再流泪，“这里，到处都是悲伤，而缺少的不仅仅是同情，更有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

    刚才，接到湖南桃源县的电话，李锡全的家人已经找到，他的几个兄弟已经全部过世，现有多个侄子在家。我准备接李锡会从缅甸密支那回湖南老家一趟，密支那到腾冲有200公里路程。老人今年已经89岁，精神状况还可以，但体质很弱。希望大家出点主意，怎么把这件事情做好。

    近日，《瞭望东方周刊》报道了部分在二战时流落缅甸密支那的中国远征军战士的近况后，引起社会关注。据了解，目前在密支那仅存的三名中国远征军战士中，年近9旬的抗战老兵李云至今没有和家人联系上。
    李云原名李锡全，1938年在湖南省桃源县的老家参军，随后跟随部队转战广东、广西，最后加入中国远征军，赴云南腾冲，参加了松山等多个与日军的激烈战争。腾冲收复后，李云离开部队到缅甸密支那治病，随后在该地安家。
    据李云介绍，其总共兄弟六人，大哥名叫李锡铃，后改名李松柏，五哥名叫李锡番，他位列老六。1938年，他和四哥、五哥一起当兵，兄弟三人虽然都在云南，但均未有过联系。参军后，李云曾给家里写过信，但因当时家乡已被日本人占领，没有收到回音。
    李云称，他家在湖南省桃源县白洋河鹅道咀。离家70多年了，年迈的李云很想再回到家里看一看，希望大家能提供信息帮李云找到家人。
    有知情者请与《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联系，电话：13991987319。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云南腾冲、缅甸密支那报道

目录导读：有人将这条路的重修称为“第二次远征”

文章导读：战败的日本人仍然记着他们在缅甸战死的将士，每年都有大量的日本人前来凭吊纪念

    抗战老兵李锡全的远征至今还没有结束。
    “17岁在湖南桃源的老家参军后离家，70多年过去了，再也没有回去过。”在位于缅甸密支那华侨新村的家里，已89岁高龄的李锡全有些伤心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1943年，李锡全所在的部队编入中国远征军，从广东，到广西，再到贵州，随后开赴云南的中缅边境，收复被日军占领的腾冲。战争结束后，部队移师广东，李锡全因在战争中负伤，未随大部队开拔。之后，李锡全流落缅甸密支那。
    “打仗时给家里写过信，但那时家乡被日本人占领，写的信没有回音。后来和家人再也没有联系过。”李锡全说。和李锡全同时参军的还有他的四哥和五哥，两个哥哥参军后也都杳无音讯，“做梦都想回家乡去，以前是不敢回去，现在大陆的政策很开明，可以回去了，但我又老了。”
    虽然年事已高，但李锡全对时事依然十分关注，“马英九大选获胜，我们这些流落海外的老兵都很激动。”另一个让李锡全激动的事情是，从云南腾冲到缅甸密支那的腾密公路将于五月全线通车，“回家的路更近了。”

（小标题）路的距离意味着财富的距离

    同样感觉“路更近了”的，还有云南德福投资公司总经理高飞。对于一个生意人来说，路的距离意味着财富的距离。
    “运输成本低了，更为重要的是节约了不少的时间。”在缅甸经商多年的高飞深知交通的重要性，“缅甸的道路状况很差，一到雨季，行路异常艰难，好多生意白白地被耽误掉了。”
    腾密公路即将全线通车的消息让高飞感觉到了商机的到来。2月24日，高飞和缅甸克钦邦民族委员会主席尤早孔签订了60万亩的土地开发协议。
    “这60万亩土地位于密支那附近，将来主要用于水稻、橡胶等的种植。”高飞介绍说。据高飞介绍，这块土地的开发，将列入中国的替代种植项目。替代种植是中国为了帮助缅甸、老挝等国禁种罂粟而进行的农业种植项目。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腾密公路沿线采访时，在一处偏僻的山坳里，发现了大片成熟的罂粟。
    “几年前我们刚开始修路时，到处都是罂粟，现在都少了很多了。”腾密公路境外段副指挥长李强介绍说，“公路沿线的一些老百姓已经不种罂粟了，有的给我们的工人卖一些小百货就能过日子了。”
    而类似高飞这样的生意人，已经越来越多，随着腾密公路的修建，开始向缅甸的腹地挺进。
    对此，腾冲县委书记王彩春并不感到意外，“位于边疆的腾冲是一个‘口袋底’，捅开这个‘口袋底’，腾冲将迎来发展的又一个巅峰。”据介绍，中缅双方目前均在积极努力，将在腾密公路上建立对等的国家级口岸。
    仔细研读过腾冲历史的王彩春清楚，这条路与腾冲的兴衰紧密相连，“在公元前400多年前，西南的先民们就从腾冲到缅甸，再到印度，开拓了一条‘南方的丝绸之路’；明清时，腾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珠宝玉石加工聚散地，跨国商号林立，英国甚至于1899年在腾冲设立了领事馆；到了民国时期，全国性的金融机构均在腾冲设有支行。”
    这条路的命运在二战时期开始出现转折。
    1942年底至1945年初，中、美、英三国协力在这条南方丝绸古道上修建了著名的“史迪威公路”，又称中印公路，这条以美国将军约瑟夫·史迪威的名字命名的公路，让国际援华物资从印度经缅甸密支那源源不断地运入中国，成了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生命线。
    随着二战的结束以及新中国的成立，这条与中国远征军和国民党抗日紧密相连的公路，开始淡出公众的视野。
    “修这条路的想法很早就有了，但开始时甚至连重修都不敢说。”王彩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小标题）“第二次远征”

    2003年1月7日，王彩春始任腾冲县委书记，重修“史迪威公路”的计划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有人说我是开国际玩笑。”回忆起当年决策时的情景，王彩春感慨地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反对者的声音格外强势。一是如何正视这段多年以来始终被回避的历史，二是一个县级政府掏钱在外国的地盘上修路，闻所未闻。
    一个可以印证当时紧张气氛的事件是，腾冲县的多位领导面对外界非议在私下结成联盟，如果上级追查这件事情，他们愿意承担责任，集体辞职。
    “缅甸的国家很穷，让他们掏钱修路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要发展，我们没有时间去等。”王彩春解释说。
    王彩春的计划是，先期修通腾冲至密支那200公里的道路，随后再从密支那往印度边境修，与印方修筑的公路对接，全线复活“史迪威公路”。
    腾冲县的一份汇报材料里，更是将这条路的意义提升到了国家的层面：在中国进口石油大部分要经过由美国控制的马六甲海峡的情况下，这条中国连接南亚的国际大通道，将开辟新的石油运输通道，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这条通道经过的缅北以及印度阿萨姆邦，森林、土地、矿业、旅游等资源丰富，将有利于中国与南亚两大区域市场的对接和资源的合作开发。
    有人据此，将这条路的重修称为“第二次远征”。
    “当年远征军是为路而战，我们今天是为了中国的长远发展而战。”王彩春介绍说，“中印两国的陆路贸易目前只有才开通两年的西藏亚东口岸，但亚东和内地距离较远，且这个口岸因为海拔较高，每年只能开放几个月，贸易额十分有限。中印公路全线海拔在2500米以下，其通行时间、辐射人口规模和商品运量等是其它与印度接壤的省份难以比拟的。”
    阻力不仅仅来自国内，缅方对这条路的重修最初表现出的也是怀疑。“对于这个弱小的国家来说，多疑是有道理的。”王彩春解释说。几经周折，缅甸高层终于同意了这条路的重修。
    2004年10月19日，腾密公路的开工仪式终于在缅甸甘拜地举行。
    “缅甸的局势多变，政策极不稳定，突发的事件很多。”王彩春说。一个让他至今难忘的事情是，2005年9月的一天，新上台的缅北军区司令翁敏突然要求腾密公路的建设停工，王彩春只好连夜赶往密支那，碰巧在前一天，缅甸克钦邦第一特区发生兵变，而第一特区的地盘，是前往密支那的必经之地。
    “公安局的人给我拿来了防弹衣让我穿上，我硬着头皮赶往密支那，当我出现在翁敏面前时，他惊讶地说‘你真的不怕死？’”提起那段经历，王彩春依然有些后怕，“后来我和翁敏成了兄弟一样的朋友，因为他知道我们下定决心要把这条路修好。”
    随着公路的日前推进，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这条路的重要性。2005年2月，云南省“兴边富民工程”现场会在腾冲召开，云南省领导决定，将腾密公路境外段由原来设计的四级弹石路面改为二级柏油路面，并补助一亿元建设资金。

（小标题）中方举动已引起了印方关注

    3月7日，首个由腾冲五洲旅行社组织的旅行团前往密支那。不同于一般旅行团的是，这个团的成员大多由各旅行社的负责人以及海关、公安、检验检疫等职能部门的人员组成。
    “这个团的主要任务是考察线路，为将来大规模地组织人员境外游做准备。”五洲旅行社总经理杨永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据介绍，在此前不久，五洲旅行社已与缅甸当地的旅行社签订了合作协议，预计线路成熟后，每年至少有30万的中国游客前往密支那，“来腾冲旅游的人，至少有20%的人会去密支那。”
    杨永志称，五洲旅行社所属的云南恒益集团已在密支那投资建设一个高星级的宾馆，“现在有好几家企业有到密支那投资宾馆的计划。”
    作为缅甸克钦邦首府，密支那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坐落在伊洛瓦底江边的密支那，有铁路、飞机通往仰光，另外其还是缅甸翡翠最重要的产地。
    另一个让杨永志看好的旅游市场是，密支那有众多的华侨，“旅居缅甸的华侨，大部分来自云南，随着腾密公路的开通，回乡旅游和探亲将会形成一个高潮。”
    “我现在每天都要接到好几个电话，询问去密支那旅游事宜。”杨永志说，“因为涉及到境外，我们当地旅游局已将相关审批手续上报，估计今年就能批下来。”
    而中方的举动已经引起了印度一方的关注。就在腾密公路境外段2007年4月建成通车的同时，路透社从印度东北部城市雷多发出一条消息称，印度已经着手重修史迪威公路。《印度时报》在此前曾评论说：“中国伸出了试探的金手，印度没有理由不接。”
    “从缅印边境173号界桩到印度雷多的公路，印度政府已经开始改造。”腾冲县委书记王彩春透露说，“目前史迪威公路的全线贯通只剩下密支那到缅印边境173号界桩的360公里道路，这段道路大部分路段路况良好，稍加改造，就是一条高等级的公路。”
    据悉，腾冲县的领导已多次到这段道路考察，正在积极进行项目的申报准备工作。
    “这将是中印之间最为便捷的一条陆路通道。”王彩春说。

（小标题）中国影响力日益推进

    “中印公路如果建成，密支那就在了中印间的一个重要一环，中印两个大国的人每人掉一粒米，都够我们吃的了。”缅甸白金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白绍信笑着说。白绍信在缅甸的多个大城市均有百货贸易生意。
    因为家庭成份属于地主，1960年，13岁的白绍信和家人从腾冲的家乡逃到密支那。提起往事，白绍信就掉眼泪，“我不谈政治。”
    白绍信曾花了100多万元给家乡建了一所希望小学，但他对两个孩子在广州上华侨学校的学费却耿耿于怀，“大陆应该对我们华侨子女有所照顾，这样会让我们流落海外的华人有更多的归属感。”
    腾密公路的开通让白绍信感觉将做起有尊严的生意，“缅甸的日用品大部分来自中国，但因为条件限制，尤其是缅甸北部的好多中国货都是通过边境走私而来，不能保证事业的安全。”而公路开通后，口岸将建立起来，那时他就可以做一个“纳税公民”。
    “到时我还可以把生意做到印度去。”白绍信补充说。
    同样来自腾冲的卢家敏在密支那做着服装生意，48岁的她就在密支那出生，“我爷爷那辈就来密支那了，因为家庭成份不好。”
    卢家敏的服装店经营的除中国货之外，还有泰国货，两者的区别是“中国货漂亮，但质量不好，假货也多”。
    卢家敏去过昆明进货，因为属于缅甸的边民，她最远只能到昆明，“口岸开通就好了，我就可以拿着护照去中国的广东，那里的货更便宜。”
    虽然出生在密支那，但卢家敏一直想回中国，“到中国，看着那么多人早晨去上班，下午下班，没有什么顾虑，特别羡慕。”卢家敏遭遇过两次缅币作废事件，“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一下子没用了，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不过，卢家敏已经切身感觉和中国的距离越来越近，“密支那的中国货越来越多，从中国来做生意的人也多了，街上到处可以看到‘云’字头牌照的车辆，中国的影响力已随着公路的修通在不停地前进。”
    卢家敏从心底感受到了这种影响力带来的好处，“中国强大了，我们华侨也理直气壮了。”

（小标题）期望尽早与大陆接轨

    密支那育成学校总务处长陈广恒已经为这种日益推进的影响力做着准备，“我们上学期派了30名教师到保山市进行培训，期望学校的教育尽可能地与中国大陆接轨。”
    育成学校位于密支那郊外的华侨新村，是当地惟一的一所华人学校。红白蓝三色组成的墙体和梅花图案的校徽暗示着这个学校的出身。
    “我们目前用的还是台湾版的教材，因为学生毕业后一般都去台湾考大学，台湾的学校奖学金制度和生活补助制度比较完善，还可以为学生提供打工的机会。”陈广恒说。
    从2007年开始，育成学校已经开始选派学生到大陆的华侨大学去学习。一边是大陆，一边是台湾，这让陈广恒有时候感觉到很为难，“教科书的选择上就比较为难。”
    “中国统一就好了。”陈广恒说。好在他们选择的教科书的版本比较陈旧，“历史课本中，关于国共的历史讲得不多，更多是从学术的角度讲述。”
    不过，对于教科书中从未提及的中国远征军的历史，育成学校并不忘记给学生们讲述。学校的校钟至今还是由一个二战时的炮弹壳做成的。
    “以前这是杀人的武器，现在用来提醒和教育我的学生，不要忘记那段历史。”陈广恒说。
    对于这段历史，86岁的老兵杨子臣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来自四川省三台县的杨子臣18岁参加中国远征军，随后其被空运到印度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训练。
    “我们从印度雷多开始往缅甸打，边修路边打仗，好多兄弟都死在了路上。”杨子臣说。这条在原始森林里开辟出来的公路就是著名的“史迪威公路”。
    抗战结束后，杨子臣所在的部队被调往东北，杨子臣借机和十几名战友当了逃兵，“我们当时参军是为了打日本鬼子，不是为了打内战。”杨子臣的部队最后在辽沈战役中全军覆没。
   
（小标题）“总得让他们的灵魂有个归宿”

    杨子臣经常梦到自己的战友，“那么多人为了中华民族牺牲在了异乡，但是后来却很少有人关注这段历史。”
   “这段历史被‘遗忘’是有一定原因的。”位于腾冲的滇缅抗战博物馆馆长段生馗分析说，“因为远征军的好多将领在解放后都归顺了共产党，去了台湾的孙立人后来因‘预谋兵变’被蒋介石软禁，国民党肯定不愿多提这段历史。而大陆呢，因为历史原因，对这段历史肯定不会多说。”
   让杨子臣感到欣慰的是，2005年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时，他收到了大使馆转来的一枚纪念章，纪念章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
    杨子臣前在密支那云南同乡会的帮助下，联合多名在密支那的抗战老兵，向缅甸当局提出申请，要求修建一座中国远征军的纪念碑，但一直没有获得批准。
    据介绍，在密支那至少埋藏有4000名在抗战中牺牲的中国远征军，文革时，这些墓地被缅甸政府用推土机夷为平地。
    在当地人的带领下，《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来到位于密支那三英里的一片墓地，这里已经住了两户人家，周围则是荒草丛生。
    “当年留在密支那的中国远征军有100多名，现在老得只剩下三个了，这段历史将要告终，但是那些当年为了祖国牺牲的将士们至今连个纪念碑都没有。”杨子臣伤心地说。
    中国对史迪威公路的重修让杨子臣很是激动，“中国对密支那的经济发展影响越来越大了，当地政府肯定要更多地考虑华人的利益和诉求。”
    为此，杨子臣准备在腾密公路全线通车之际再次重提远征军纪念碑的修建申请，“那些再也回不了家的抗战老兵，总得让他们的灵魂有个归宿。”
    对杨子臣触动很大的一件事情是，在密支那的多个地方，都有日本人修建的“招魂之碑”“慰灵塔”。
    “看着这些东西，心里很不舒服，但是没有办法，日本人有钱，他们给缅甸修了好多寺庙，这些东西都是作为附带条件修建的。”杨子臣说。
    在密支那的卧佛寺，《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找到了一个由日本民间人士修建的“招魂之碑”，碑文使用的是日文和英文，“……战争虽然失败了，我们将永远铭记日本军人为国家所作出的牺牲……”
    “战败的日本人仍然记着他们在缅甸战死的将士，每年都有大量的日本人前来凭吊纪念，而我们中国人呢？”杨子臣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发问。

（小标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正视这段历史

    每次去密支那出差，云南恒益集团公司职工苏祖葵都要去看一下令人深省的“招魂之碑”，细心的苏祖葵发现，碑体上使用的雨花石总数在3400块，与碑文中提到的日军在密支那阵亡人数相同。
    苏祖葵曾将自己在密支那的所见所闻写下来发到了网上，一位网友和他联系说，他悬赏10万元，希望有人去炸掉这块“招魂之碑”。
    “我们的民众并没有忘记这段历史，随着历史恩怨的消弥，事情会有一个圆满的解决方式。”苏祖葵说。
    多次前往密支那的腾冲县委书记王彩春也注意到了这块“招魂之碑”，但这牵扯到错综复杂的国家关系，不是一时所能解决的问题，“腾冲县准备在县中心修建一个中国远征军纪念公园，近日已经动工。这也算是对远征军的一个告慰吧。”
    而腾冲县五洲旅行社总经理杨永志则坚信，经济将会影响政治，“缅甸之所以同意让日本人修建这么多的纪念碑，是因为日本对缅甸的经济援助很多，而腾密公路将开创中国对缅贸易的新平台，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扩大，有朝一日让缅甸拆掉这些有损中华民族感情的东西也不是没有可能。”
    对此，杨永志已有体会。在第一次组团去密支那考察时，杨永志就提出应该修改关于“招魂之碑”的解说词，缅方的导游立刻同意，“因为他们要挣我们中国游客的钱，就必须尊重我们的感情、尊重历史。”
    滇缅抗战博物馆馆长段生馗所做的，就是让这段历史永驻，多年来，他把自己大部分的收入全部放在了收购滇缅抗战时的战争遗物上。2005年7月7日，在云南柏联集团的帮助下，以他的藏品为主的滇缅博物馆开馆。一个并不为人所知的背景的，资助他的云南柏联集团总经理郝琳，是一名解放军军官的后代。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正视这段历史，中国地方政府能重修‘史迪威公路’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这条路不仅仅是一条贸易之路，还是一条让海外华人回家的路。”段生馗分析说。即使在两三年前，还有人对段生馗所做的事情不懈一顾，甚至百般阻挠，“博物馆的开馆就经历了许多的挫折，但是如今，这里已成为腾冲抗战文化的一个亮点。”

（小标题）“必须要有一个认同感”

    “密支那华侨很多，仅云南人就有1000多户，大部分都是解放前后逃难出来的。”密支那云南同乡会会长李心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据称，这些华人中，除过一些当时被划为地主富农的人员外，还有不少国民党的后代。
    李心远是国民党高级军官李弥的侄子。他的父亲在1942年被日本人杀害，国民党败退云南后，7岁的李心远和母亲被李弥接到密支那。李心远兄弟三人，二哥目前侨居泰国，大哥曾因谋图反共被缅甸驱逐出境。
    “我们华侨都很少谈政治。”李心远说。
    对于云南盈乡的老家，李心远惟一的牵挂是父亲的墓地，“人常说落叶归根，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是落地生根。”
    “不是在缅甸的华人不想回祖国，而是如何回去的问题。”旅居缅甸的华侨简明亮说，“必须要有一个认同感。”
    简明亮同样和李弥有一定的亲戚关系，父亲是云南盈江县的一位保长，解放后，全家逃到密支那。
    一个亲身经历的事情让简明亮感慨破颇多。2005年7月，简明亮在密支那附近的“史迪威公路”旁边发现一个当时中国远征军的战场，壕沟内还遗留着不少当时作战时的车辆部件。驻扎在附近在缅甸政府军的士兵称，他们晚上从来不敢去那个地方，因为那里晚上经常会听见鬼哭狼嚎的声音。简明亮听到后，一下子跪倒在那里，用随身携带的酒和米作为祭品。
    “我当时哭着说，60年了，一直没人来看你们，希望你们安息！”简明亮说，“从那之后，听当地的人说，那里再也没有吓人的声音了。”
    简明亮的另一个职务是缅甸留台同学会会长，台湾大选时，曾专程回台湾支持马英久，“我们老一辈的海外华人，都或多或少对国民党有一定的感情，但我们也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
    在《反分裂法》出台后，简明亮还去中国大使馆就支持《反分裂法》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包容才能强大，美国为什么会强大，就是因为他能允许像赵小兰这样优秀的华裔做自己的劳工部部长。”简明亮说。
    简明亮的母亲已经96岁高龄，这位至今还缠着小脚的老太太自从解放后从大陆逃出后再也没有回去过，多年来一直居住台湾的老太太去年突然来到密支那居住，见到从中国大陆来的《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这位老太太的第一句话是，“马英久都说他死了连埋骨灰盒的地方都没有，我一个老百姓还能去哪里呢？”
    这位至今没有加入缅籍的老太太，对于在晚年仓促回到密支那的原因只有一句：“这里离家更近一些。”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昆明报道

目录导读：谁也不敢怠慢，生怕被“杀一儆百”

文章导读：“仇和上楼一次跨两个台阶，我们陪同调研的要小跑才能跟得上”

    “你绑了吗？”这句让外人难以意会的话语，已经成为昆明官场2008年最为流行的一句问候语。
    2月16日，《昆明日报》用四个整版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五区、一市、八县及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刊登了各位领导的职务分工情况。这一在坊间引起了巨大反响的举动，同样触动了整个昆明官场的神经。
    “我办公室的固定电话已经和手机进行了绑定，固定电话没人接听时，会转移到我的手机上，全天候接听开电。”昆明日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孙学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而这一举措，也让其始作俑者——仇和，再一次以一个强势的姿态出现在公众视野。2007年12月28日，仇和从江苏省副省长的位子上调任昆明市委书记。

（小标题）公布电话

    对于将自己的电话公布于众，孙学敏称并没有太大的压力，“我们的报尾就长期公布着报社各部门的20多个电话，只有和老百姓联系紧密了，才能办出一份大众喜欢的媒体。”
    孙学敏坦言，公布官员电话对于加强官民之间的沟通和联系意义重大，“媒体是大众传媒，政府也是人民的政府。”
    据了解，公布官员电话缘于一件很小的事情。仇和到任昆明不久后，有一次找一位下属，打办公室电话无人接听，他又打电话到行政办公室，行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称领导早就下班了。工作人员得知是市委书记的电话时，立即联系了这位领导的司机，但司机也不知道领导去了哪里。
    “领导是为群众办事的，群众找都找不到你，你怎么为群众办事？”2月14日，仇和在全市的软环境建设大会上向全体人员发问。
    第二天晚上，孙学敏拿到了全市副处级以上干部的分工及电话，做过多年媒体工作的孙学敏深知这绝对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我连夜召集大家开会研究，甚至连版式都做了交待，要确保报纸折叠后不会伤及到电话号码。”
    孙学敏用“昆明纸贵”形容了第二天报纸上市后的反响，“好多人打电话给我要报纸，说是要收藏，当天晚上我们又加印了四万份。”
    电话公布后，昆明市卫生局局长许勇刚每天接到的电话多了七、八个，“医疗纠纷比较多一些，虽然都是一些琐碎的个案，但作为局长，这也是我应该关注和监督解决的事情。”
    昆明官员的电话公布后，有评论认为，最该公布的应该是人大代表的电话，“人大代表必须直接对选民负责”。这则评论发表后不久的2月27日，《昆明日报》立即公布了438名人大代表的联系电话。3月4日，《昆明日报》又公布了政协委员的电话。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中午休息时间试着拨打了昆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电话，响了一声之后很快有人接听电话，对方很客气地说部长去省里开会了，有什么事情他们可以负责转达。
    昆明市政府的一位官员称，电话公布后，相当多的人还是有压力，“一下子被置身于公众面前，监督的人多了，谁也不敢怠慢，生怕被‘杀一儆百’。”这位官员称，其实在以前，市政府也印发有全市主要领导干部通讯录，但这个通讯录被当做“秘密资料”，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发行，“现在这个资料被公开了，有些人一时还适应不了。”

（小标题）难以对接

    蒋文辉则被认为是被“杀一儆百”的第一人。
    2月20日，在昆明市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发展专题讲座上，坐在第一排正在打瞌睡的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被仇和叫醒，“第一排，在睡觉的，你是哪个单位的？站起来！”
    一名参加会议的领导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当时蒋文辉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书记又很严肃地问他是哪个单位的，他紧张得不得了。”
    “书记一批评，再也没人敢打瞌睡了。”上述人士称，其实在那天的会议上，在后排睡觉的人还有好几个，“现在基层的干部工作都很累，加之会议又多，开会时缓一下神在以前并不认为是什么大事。”
    蒋文辉被书记点名批评后，呈贡县很快对其做出处理：同意蒋文辉辞去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职务；同时，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局长王亚华向大会作书面检查，并通过呈贡电视台向全县播出。
    蒋文辉因开会打瞌睡而丢官一事再次将仇和推向风口浪尖。有人在为当地大力整理官场作风叫好的同时，也质疑这种不问青红皂白的作法是否有些矫枉过正。当地多位熟悉蒋文辉的人均称，蒋是一个老实人，他那天感冒了，开会前刚吃了药。
    昆明的个别官员也有牢骚，一位官员在谈到此事时语气中略带调侃地说，“以后开会坚决不能打瞌睡。”
    有媒体评论认为，《公务员法》规定，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只有在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时，才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如果只是因“被领导点名”而迅速被接受请辞，长官意志在此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及其放大效应，就更令人思量。
    因为舆论的影响，蒋文辉事件由最初的被“问责”的典型，迅速成了一个“敏感”的事件，《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曾试图采访此事，但被当事各方婉拒。
    据了解，在事后不久，仇和曾在一次全体干部大会上谈到此事，称将蒋文辉处理“并不是我的本意”，并没有进一步的“指示”和“授意”。
    在2008年的全国“两会”上，这一事件再次被放大，一位全国政协委员直言，“因打瞌睡被辞，有违法治精神。……官员可以有个性，但是个性必须限制在一定的‘共性’范围里。”
    面对各方持续不断的质疑，仇和不得不向再次回应此事，“今后我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表达方式。”
    “这件事情对仇和造成了一些被动，也反应出昆明一些干部的思维还和仇和难以对接，唯上级论，不能正确理解和客观对待上级领导的意图，这是官场目前存在的一种通病，上面说‘一’，下面就执行‘二’，似乎这样就是工作得力的表现。”昆明官场的一位人士评价说，“ 针对这件事情来说，说得不好听一些，就是拍马屁拍到了蹄子上。”

（小标题）“唯上级论”

    同样的“唯上级论”的事情发生了已经不止一起。
    仇和上任伊始的2007年12月30日，在去富民县调研时，当地安排的午饭上了17道菜和一份面点，结果吃剩了不少。仇和在饭桌了随口说，如果每一盘菜都放一双公筷、一把公勺，这样将剩菜打包回去，也显得卫生。如果工作忙无法打包，也可留给餐厅服务员们享用。而用私筷，无法打包的剩菜只能被倒掉，十分可惜。
    随后，富民县立即召开全县干部动员大会，就“培育文明就餐新风尚”具体部署，同时富民县政府发布2008年第一号“培育文明就餐新风尚”的文件，规定“我县公务员在县境内餐饮服务机构就餐时，必须实行同桌自助餐”，富民县委书记还担任此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全国的一号文件都是讲‘三农’问题，富民县的一号文件是讲‘吃饭’问题，这让大家一片哗然。”昆明市的一位官员称。据其介绍，在2008年昆明的政协会闭幕式上，仇和再次谈到了此事，“我们坐着轿车，办公室里冬暖夏凉，是否想到我们的好多老百姓还没有脱贫，还住着茅草屋，那天上了那么多菜，这是浪费。”
    “那天书记很生气，说他只是提了一个建议，富民县就发了一个文件，不妥。”上述官员说，“能感觉到，书记是很务实地做一些事情，但有些领导在执行中就变了味，让人感觉似乎是在作秀。”
    几乎和此同时发生的一件事情也让仇和感觉到了“不妥”。
    仇和任职昆明后，昆明所辖的官渡区立即派出八名同志到仇和曾任职的江苏宿迁进行了四天的考察学习，随后，考察回来的同志给全区的领导干部做了“宿迁经验”的专题讲座。同时，官渡区的领导表态，讲座只是吹响学宿迁的前奏曲，全区正科以上干部将组成庞大的考察团到宿迁学习。
    但这个庞大的考察团迅速被仇和叫停。
    “那时候仇和刚来，好多区县都有到宿迁考察学习的计划，让人觉得谁不去好像就是不拥护新领导。”昆明市的一位官员称。
    而最新发生的一件事情同样耐人寻味。在昆明市官员的电话公布之后，昆明所辖的各区县也纷纷呼应此政策，公布区县副科级以上领导的电话，有的领导直接上电视公开承诺，有的连同手机一起公布。

（小标题）不像以前那么激进了

    昆明基层官员去宿迁学习的风潮被叫停后，宿迁市的教育局局长、招商局局长等核心部门的领导被邀请到昆明来讲课。
    “这样做，即让昆明的官员学习和体会到了仇书记在宿迁的许多经验，也节约了很大的成本，在外界也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体现出仇书记的务实及执政的智慧。”昆明当地的一位官员说。
    这位官员称，外界一直认为仇和是在复制宿迁模式，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大家觉得仇和一意孤行，其实他也有很多变通的时候，也不像以前那么激进了。”
    “以前他担任江苏沐阳县委书记时，连手机号码都向外界公布了，这次他也只公布了办公电话。”上述官员举例说，“另外还有好多，比如以前宿迁进行教育和医疗改革时，是卖医院卖学校，引起了好多争议，现在在昆明进行的改革，只是在保留原有公立医院和学校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民营医院和学校。”
    “还有招商，以前宿迁的招商连老师都有任务，现在是以各单位为主体，成立了35个招商分局。”上述官员补充说。
    不过，此举依然遭到了不少的批评，北大教授姚洋表示，“如果一个政府把注意力全放在经济增长上，他的行为一定要扭曲。你看仇和到昆明市去当市委书记，他下的指标是每个局都必须去招商引资，你可以想像，民政局也去招商引资，教育局也招商引资，环保局也招商引资，我就在想，昆明是最后一块净土，如果仇和在那儿干五年，估计滇池也完蛋了。”
    昆明市官方显然是注意到了这一批评。在3月25日召开的全市招商引资与环境保护工作情况通报会上，副市长李文荣表示，将会注重招商引资质量，杜绝引进环境污染项目，“任何有污染的引资项目都要为滇池治理让路。”
    其实一些官员也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坦言，仇和有“铁腕”的一面，也有“柔情”的一面。身为当地媒体负责人的孙学敏就觉得仇和其实很“开明”，“他多次在常委会上讲，要善待和善用媒体，要正确看待媒体报道中的一些偏差，他说媒体的出发点都是没有恶意的，要理解和支持媒体。”
    一件很具体的事件让孙学敏很感动，在有关仇和到寻甸县调研的一篇报道中，将寻甸称为老区，“严格地说，寻甸并不是老区，报道出错了，给书记也造成一些被动，我当时很担心，但结果他并没有批评，只是说稿子不要上网了。”
    担心是有道理的，孙主管的《都市时报》在2007年初曾报道了当地某县用油漆涂荒山搞绿化的一则批评报道，最后在一次人数众多的大会上，一位领导大骂报纸42分钟。
    “以前我经常让大家要忍辱负重，现在感觉工作很愉快。”孙学敏说。

（小标题）“能不能再快一点”

    同样因为仇和的到来感觉到“很愉快”的还有昆明市教育局副局长姚宏。姚宏也被认为是“改革派”，早在2006年初，深感昆明教育发展滞后的姚宏通过百度搜索，发现宿迁的教育改革非常成功。当年5月，姚宏带队到宿迁进行了现场学习，但学习归来后，姚宏感慨“昆明学不会”。
    “学不会”的原因在于昆明大部分领导干部的观念比起宿迁来还落后很多，“教育改革牵扯到许多部门，但我们一贯的思维是不能突破现有的条条框框，喜欢按文件来办事。”
    这次考察最终没有对昆明的教育发展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变。直到仇和到昆明的消息传开会，姚宏兴奋地认为“春天来了”。
   “春天”的确离姚宏的预期越来越近。2008年1月，昆明市委、市政府要求市教育局，借鉴宿迁经验，结合昆明实际，拟定昆明市大力发展民办教育的草案。市教育局将此项工作交由姚宏牵头。
    “这次改革力度很大，真正提出了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享受同等待遇的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办教育优先发展的主导思想。”姚宏激动地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透露说，“我一年多前考察的东西全用上了。”
    更让姚宏感到激动的是，一些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份文件对昆明教育事业的推动作用，“文件还没有出台，已经有人听到了风声，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对投资昆明的民办教育感兴趣。”
    一个很具体的事情是，在2月26日，昆明市教育局刚刚和一家企业签订了在呈贡新区建一所中学的协议，“这个中学的招商已经在网上挂了两年无人问津，现在是两天时间就谈定了。”
    姚宏还兼任着教育系统的招商分局局长，有三个亿的招商任务，“还没有出门，就完成了一个亿，看样子完成任务问题不大。”
    同样身处改革浪尖的卫生系统也受到大众的关注和期待。“仇书记对卫生系统的改革思路非常清楚，这次改革是超常规和跨越式的。”昆明市卫生局局长许勇刚说。
    其实这种“超常规”的事例在仇和到来后已不鲜见。在调研中，他明确要求把公交车出行分担率35%的2020年规划，提前10年完成，“想得到的不一定办到，但想不到的永远办不到，看准的事情，砸锅卖铁也要做！”
    在得知市民办一个户口最长需要25天时，仇和反问，“能不能再快一点？”一位曾多次跟随仇和调研的媒体记者说，“能不能再快一点”这句话，在仇和的调研中经常被提及。

（小标题）“一次跨两个台阶”

    “能不能再快一点”，让越来越多的官员感到了压力。“昆明人的性格本来就是慢吞吞的，一时还跟不上仇书记的节奏。”当地的一位官员称，“甚至连说话的节奏都不一样，仇书记爱用排比句。”
    另一位官员感觉跟不上节奏的是，“仇书记来了之后要求无纸化办公，以前开会时先发一大堆文件，现在是直接把文件传到电脑上，可我年龄大了，电脑一时半会还学不会。”
    不仅是官员，一些普通的工作人员也感觉到了压力，“经常加班，以前工作干不好就不干了，现在可能就要走人。”
    压力来自于各方面。2008年初，昆明开始首次面向全国公选100名优秀人才到县（市）区担任助理（正科级）职务，并作为县级后备干部培养锻炼。
    另外，昆明市还建立了“领导干部培训日”制度，每月至少安排四个半天或两个整天的时间，对领导干部进行集中培训。“举办领导干部培训日的目的是大力度推进解放思想。”主持第一讲的仇和在开讲之初便开宗明义。坊间认为这是“洗脑”，也有人认为这是“地毯式的观念轰炸”。
    而昆明的老百姓，也感觉到了仇和所带来的新风气。西南林学院的杨老师称，“最近上街明显感觉安全了许多，每个十字路口都有巡逻的警察。”坊间传言，这个新变化来自于仇和的一次暗访。据称仇和有一天试拨110报警电话，但响了好长时间无人接听，随后仇和坐出租车来到报警中心，发现那里的值班人员正在睡觉。之后，仇和下命令，每个派出所最多只能留三个人值班，其余的人全部上街值勤。
    其实在仇和到任昆明之前，这个位于西部的地方出台的一此新政已频频引起外界注意。
    2007年6月，云南省政府用五万元重金向社会广泛征集并受理群众诤言。随后新一届云南省政府领导上任伊始，即推出两项“舆论监督新规”：一是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纳入对行政首长进行“问责”的依据之一；二是在新修订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中，新增“省政府及各部门要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的规定。而因舆论监督被问责的第一人已经出现。
    “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政治改革已到了总动员的时候，而不是仍然由个别官员来被动推进。”当地官方的一位人士称。
    在2008年的“两会”上，昆明市市长张祖林在被记者问到对仇和的评价时，张称：非常开明、开放的思想和理念，还有非常高的效率。昆明人，包括我在内，虽然我没有在昆明市工作过，但是在昆明市生活多年，在云南也生活多年，确实是西部的干部，特别是昆明的干部有时有点儿像昆明的天气，温柔或者是有一点温吞。
    这一点，昆明的众多干部均有相同的感受。昆明日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孙学敏注意到一个细节，“仇和上楼一次跨两个台阶，我们陪同调研的要小跑才能跟得上。”

     两会马上就要结束了,毫无疑问的是,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两会上,总有一个类似"炮轰""质询"等方面的事情让我们老百姓激动不已,而日常难见的一些部委领导,被暴光在新闻发布会之上,所有平时均被回避的问题总是被提上桌面,比如"钮子解到第几个"才合适,不过文化部副部长竟然没有回答出来.(这次新闻发布会不知道为什么另一副部长于幼军没参加,难道正如外界传的?)

    另一些问题,当事方则希望不要讨论,比如华南虎,因为地方政府说"影响两会顺利召开",还有许霆案,法院说这太个案.我们的法院解决的都是宏观的东西,这样的个案就不要麻烦我们的高层领导了.

    政府的尴尬总是让我们很兴奋,就像一个孩子,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让一个大人回答不上来的心情一样.因为,尴尬的结果,会对事件本身有促进,谁也不想尴尬,那么就把事情办得让老百姓满意吧.

    另一个现象是,会上,好多部委准备了许多利民的新政策,似乎这些好东西都是专门为了两会而积攒起来的,就像我小时候,家里穷,有了一个值得炫耀的好东东,总是等有客人来了再拿出来享受.

    两会上,我们的官员显得是那么的温顺,那么的驯服,那么的亲民.

    而另外,那些将要离任的官员,时不时蹦出一两句和平时不一样的话,我们老百姓称这些话为大实话.这些话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

    两会仅有那么几天,这么几天里,我们的老百姓就像过节,我们的味觉被激发,我们跃跃欲试,我们心潮澎湃,但愿,这道全国共享的政治盛宴,并不是盛在一个光艳、诱人、白晰的女体之上。

   昨天去附近的一个邮局寄特快，工作人员竟然说特快的信封用完了，让改天再来。我想不通，邮局竟然还有这等事情。我记得行内的一个朋友说过，打11185，邮局的工作人员会上门收特快，为了证实，我问这个邮局的工作人员，是否有这等好事。对方说没有，再问，还说没有这个业务。

    为了搞清楚，我特意打了11185咨询。

    11185打了好几次，都是忙音，后来终于通了，对方说可以上门服务，随后将我的电话转给负责投递的，接电话的竟是一位操方言的老头，说了半天，两个人前言不搭后语。原来是转错了。

    再打11185，通了，转到负责投寄的，对方问了我的详细地址，几乎精确到10米以内，最后明确告诉我，我所在的区域属于另一个局管，让我打另一个电话。新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人又详细问了我地址，说我所在的地方不属于他们管。我急了，说刚才那个局说是你们管的。接电话的大妈还算客气，说那行，留下地址和电话，让等两个小时，业务员就会上门。我等啊等，直到现在，20个小时都过去了，我还没有见到对方的人影。

    今天看新闻，一位朋友收到邮寄来的电脑，打开后发现只剩下一个包，里面的电脑没了踪影。工作人员的答复说：我们只负责外包装。

    真是有才。

    突然想起一位行内朋友说的话，中国邮政的网络覆盖最为密集，但，这是张破网。

    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没有过年就被一公安局领导枪杀了，这事有线人很早就告诉了我，因为一些客观的原因，我没有去做报道。但这件事情的发展总是出现戏剧化的进程，令我惊讶的是，该副书记竟然在该案还在查办期间被评为烈士。我不得不佩服一些为官者的智慧。

    对比官民两方的报道，让人不得不生疑，最早相对民间的报道称，凶手本来准备去杀市委书记的，后来他不在，就杀了主管的副书记。当地官方的报道称，这个凶手还在楼道和市委书记打了招呼（意即不是去杀市委书记的）。

    这让我想起了曾热闹了一时的杀人游戏。谁是杀手，这让我们这些平民好为难呀？

　　一次次地期待，一次次地失望，这是大众对春节晚会的感受．今年的春晚更是如此，以前看春晚，上个厕所都要跑着去，现在，看了一半就洗洗睡了．

　　更为无耻的是，在没有大众叫好的情况下，央视春晚导演竟然自己说感动得掉下了眼泪．让他感动得流泪的那首诗，我猜肯定是由写诗机器写出来的．而让大家充满信心的赵本山，更让大家失望至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蚁力神的影响．

　　１３亿人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被忽悠．利用着垄断的资源，却为大众造出一堆狗屎．

　　我也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春晚要让央视去办，为什么不能百家争鸣，为什么不能让一个民间的公司去办？在忽悠大家的同时，央视却大把大把地挣着广告费．

　　今天网上最让人振奋的一则消息是，西丰县委书记被令辞职，这位派公安进京抓记者的县委书记，终于知道了什么是民意的力量．和此类似的一则消息是，此前，陕西绥德县县长因抓校长而被迫道歉．

　　再往前追，是厦门散步事件，同样以庶民的胜利而告终．今天同样的一件事情是，陕西的华南虎事件开始打破僵局，陕西省政府公开批评省林业厅，据传相关领导已被停职．

　　今天看新闻，前者是华南虎事件中，陕西省林业厅发出向社会公众的致歉信，之后是铁道部副部长就刚刚发生的一起火车撞死人事件致歉．不管这些致歉中有多少虚情假意以及作秀的成份，但毕竟看到和亲身感受到了官方对民意的尊重．

　　春节即将来临，而我们的温总理还奔赴在灾区一线，和广大灾民一起，不知道他家的年货办好了没有．

　　今天看新闻，在湖南的火车上，温家宝接受了电视台的联合采访．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中国高官在非正式场合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而且温在接受采访时谈到雪灾时，很动情地说：＂我常听到群众自发地说出对政府的感谢，但我认为真正应该感谢的，是人民．＂

　　此前的新闻中，温家宝准备去长沙，坐上飞机时，还不知道可以在哪里降落．电视播出一个镜头，温和一帮人在研究地图，而且还拿起手机打电话．温总理亲自打电话安排工作，这应该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如此家常的镜头的出现，才真正是中国高官走向民间的开始．期望

　　我期望，在今年的春节晚会上，温总理能出现在大家面前．

　　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同行记住的名字，不管她是因为工作原因被报复杀害还是劫杀．

　　打开网站，这个新闻让人震惊：中国经营报女记者被杀 疑遭黑势力报复。这个生于1984年的女记者的名字叫武真，一个充满了侠义的名字。

        消息目前还未得到证实，另一种传言她是被劫杀。如果是因为工作原因被杀害，那么她将永远留在中国的新闻史上。或者，会将成为促使和加速新闻法出台的孙志刚。如果被劫杀，同样需要我们记住，作为一名公民，在这个中国传统的新年即将到来之时，她为什么会离去，她的安全感为什么会如此不堪一击。

刚刚得到消息，临汾市襄汾县再次发生炸药爆炸，多人死亡．消息尚未得到证实．

畸形政策的出台，是因为一个关于企业安全生产的企业行为被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山西临汾报道

    李天太走出临汾市政府办公大楼的时候，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为他送行的干部群众。这一天是2007年12月19日，在前一天，中共山西省委召开省委常委会，决定免去他的临汾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并提名免去其临汾市市长职务。

    免职通知上的理由非常简单，“鉴于在洪洞县‘12·5’特大煤矿事故中，临汾市人民政府在安全监管方面负有责任。”

　　2007年12月5日23时15分，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瑞之源煤业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105名矿工遇难。而此时，洪洞还没有走出“黑砖窑事件”的阴影，在各大媒体的年末盘点中，“黑砖窑事件”再度占据显著位置。

    更为重要的是，洪洞县此次矿难已经是临汾市在2007年发生的第三起重特大事故。3月28日，尧都区余家岭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26名矿工遇难，仅仅一个多月后的5月5日，蒲邓煤矿发生重大瓦斯爆炸事故，28人遇难，两人失踪。

    和矿难伴随的，是临汾市部分领导的腐败问题。7月30日，临汾市委原常委、宣传部长王月喜被移交司法机关，其涉嫌受贿以及利用职权出书谋利等，涉案金额逾300万元；10月中旬，临汾市副市长苗元礼被双规，坊间传言办案人员查获不明资金高达7000万元，和苗元礼同时被双规的，还有临汾市煤炭工业局等部门的多位领导。

    黑砖窑，矿难，官煤勾结，这些元素并列在一起的时候，就构成了临汾这个城市2007年的面孔，和它的天空一样，沉疴已久，积重难返。

（小标题）和喜讯同时到达的是免职通知书

    2006年4月，李天太当选为临汾市市长。那时的临汾，刚刚戴上一个三连冠的“桂冠”：市区环境空气质量在全国113个环境重点监测城市中连续三年排名倒数第一。当地生产的畅销饮料金梨汁，其推介词为“适合长期居住在环境不佳区域的人士饮用”。

    “摘不掉环境污染倒数第一的帽子，就摘掉我的帽子。”李天太上任伊始豪气冲天。当年底，临汾市不负众望，不再是“第一”，但“倒数第二”也并不光彩。

    2007年初，李天太将环境治理列为“市长一号工程”，“坚决支持市长一号工程”的大型广告牌一时间遍布各区县的交通要道，各区县关停污染企业的捷报频传，李天太甚至要求环保局每天给他的手机发一条当日环境污染状况的短信。

    环境治理必竟难以立竿见影，和市长的决心形成对比的，是形势的日益严峻。

    2007年3月6日，山西省环保局局长刘向东专门致信李天太，要求临汾市立即采取强硬措施，切实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以避免遭受“区域限批”制裁。

    随后，一家国外环境研究机构评出2006年世界10大污染地区，临汾成为中国的“代表”。

    “出重拳，下猛药”，“壮士断腕”，面对责难和非议，李天太决心不改。一则公开的资料显示，为了环境治理，临汾市损失了200多亿元的GDP。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7年12月18日，李天太的手机短信显示，截至当天，全年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突破300天，提前三年实现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275天的目标。和这一喜讯几乎同时到达的，是山西省委组织部的免职通知书。山西省委组织部，曾经是李天太工作了整整10年的一个地方。

    《二级以上天数突破300天 环境治理实现历史性突破》，这则新闻在李天太离开临汾当日起，就被临汾新闻网放在头条位置多天未变。这或许是他们给这位被认为“做了不少事”的市长的送行礼物。

    一位县级领导很婉惜地告诉本刊记者，在洪洞煤矿出事的当天，李天太刚刚在海口和和他的老乡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签署了共建临汾国际机场的协议，“临汾市的环境治理、城市建设、招商引资等工作都刚刚有了眉目。”

（小标题）临汾因煤而发但又为煤所困扰

    有人总结说，李天太在主政临汾期间，倍加重视环保，而忽视了安全工作。

    公开的资料所显示出的李天太对煤矿安全的决心似乎并不差于环境治理。仅在2007年里，当地媒体公开报道的李天太有关煤矿安全的讲话不下10次，尤其在几次重大事故之后，言辞更显强硬和恳切。

    3月28日余家岭煤矿发生瓦斯爆炸后，李天太表示，要认真拿出过硬的措施，一定要举一反三，杜绝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5月5日蒲邓煤矿瓦斯爆炸后，李天太宣布：“今年市政府下决心，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确保年内不再出10人以上的重特大事故。”

    7个月之后，洪洞县的一声巨响，让李天太的“确保”再次灰飞烟灭。

    12月9日，李天太在公开场合向国务院调查组和山西省委、省政府作出了深刻检查。12月11日，李天太在几大网站公开了一封6000多字的致全市415万父老乡亲的道歉信，“作为一市之长，我没有做好工作，辜负了党和人民的重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感到十分痛心和愧疚，难辞其咎，愿意接受组织给予的任何处分。”

    “在今后的工作中，市政府将痛定思痛，绝不让这次血的教训付诸东流。”李天太在公开信中表态，在对当前工作中，李天太连续用了五个“铁”：用铁的意志“严查”，用铁的手腕“严治”，用铁的决心“严管”，用铁的纪律“严惩”，用铁的措施“严关”。

    他甚至提议将每月的5日定为安全生产日。

    “如果大家觉得我在临汾还是做了一些事，我就心满意足了。”在公开道歉之后的李天太，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宿命。

    李天太被免职，被媒体解读为高层对煤矿安全事故的问责力度升级，在此前，因矿难问责被免职级别最高的领导一般不超过区县一级。而坊间对此的解读是，临汾煤矿事故连连让公众对政府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另外当地政府在对待“黑砖窑事件”的态度上也令上层不满。“黑砖窑事件”发生后，洪洞县县长被免职，山西省省长公开检讨，而临汾市级官员始终保持着沉默。

    2007年里，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和他的接任者孟学农先后向国务院做检讨，事由均缘于临汾。前者是因为“黑砖窑事件”，后者是因为“洪洞12·5事件”。对于后者这位因“非典”被问责而刚刚复出不足百天的官员来说，尴尬更甚。

 　“临汾因煤而发展，但又为煤所困扰。”李天太的公开致歉信的结尾，似乎也在诉说着他内心的无奈和悲哀。

（小标题）重典猛药为何依然难以扼制安全事故高发

    李天太被免职后，晋城市委副书记夏振贵被火速调往临汾主持市政府工作。夏振贵有意将上任后的第一次工作调研安排在了煤炭、安监部门。在此次调研中，夏振贵强调，要落实企业的主体责任人，变“要我安全”为“我要安全”，变“行政干部为煤矿安全不安”为“煤矿老板为煤矿安全不安”。

    “什么六证齐全，我看是五毒俱全！”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在洪洞矿难调查组成立会上怒斥。安监总局针对临汾连续发生的几起煤矿事故分析说，这一系列事故，其非法盗采，其弄虚作假，其严重超定员、超能力、超强度生产，其管理混乱，甚至事故后瞒报、迟报和逃匿等，如出一辙，而且一起比一起隐蔽，一起比一起严重。

    每次矿难都被视为血的教训，但为何矿难依然接踵而来？

    是制度不健全吗？几乎没有人这么认为。当地关于煤矿安全的规定，几乎穷尽了所有的心思。该省甚至出台年产9万吨的煤矿每次下井人员不允许超过29人的规定。有人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就要由国务院进行事故处理。

    是政府管理不力吗？没有一位官员愿意承认。当地一位县领导在谈到对煤矿安全的管理时感慨“几乎是在打一场人民战争”，每天都会有执法人员前去检查，甚至政府还派了工作人员驻点监督，政府为安全所付出的成本巨大。在对干部的处理上也是毫不留情，2007年3月的余家岭煤矿事故发生后，临汾市政府一下子处理了37名干部，连被称为”政治名星“的区长宿青平亦被免职。该市甚至在余家岭矿难后出台政策，以后凡是煤矿违法生产造成10人以上死亡者，所在区县的书记和区县长一律免职。

    是对煤老板的威慑不够吗？在2007年临汾市已经发生的两起重大事故中，煤老板均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如此重判煤老板在以前从未有过。而在2007年年初，山西省已将每死亡一名矿工对煤矿的罚款额度提高到了100万元。

    重典，猛药，为何依然难以扼制煤矿安全事故的高发势头。那么，究竟是谁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小标题）陷入怪圈的煤矿安全管理

    洪洞12·5事件后，临汾市所有的煤矿被关停整改。这已经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一人得病，全家吃药”，煤老板都如此抱怨。2007年，临汾市的煤矿的总共生产时间不超过3个月，每次事故后全市煤矿都会被叫停外，“两会”、“十七大”期间煤矿也被责令不能生产。

    除此，煤矿常常因为各类证件过期而被迫停产。一个煤矿要正常生产，需“六证”齐全，这“六证”分属六个省级主管部门，每个证每年都要年检一次，常常是一个证刚办下来，另一个证又过期了。

    畸形政策的出台，是因为一个关于企业安全生产的企业行为被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

    “政府动不动就让我们停产，这是严重的违法行政。”一位煤老板抱怨说，“一个煤矿一出事，所有的煤矿都被政府勒令停产，表面上看是对安全生产的重视，其实起到的是反作用。”

    对于这一看法，一些政府官员也认同，“煤矿可以正常生产的时间非常和限，一旦开始生产，煤老板为了加大产量，肯定会做出好多违规的行为。”另一驱动力在于日益增长的利润，根据目前的市场行情，临汾市主产之一的主焦煤的价格每吨一度超过了1000元，而其成本每吨不足300元，利润高达三四倍。

    而从技术角度来说，每次停产时间过长，其瓦斯聚集、塌方等安全隐患就越多。另外，停产会加速矿工的流动性，新来的矿工对矿井的熟悉会有一个过程，一不小心，就会造成大的安全事故。

    煤老板普遍表现出的是对煤矿正常生产的安全感的缺失，除动不动就会被临时停产外，永久被关停也是随时都会发生的事情。在临汾，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矿井会被关停。另外，当地为了对资源进行整合以及加强对煤矿安全的管理，每年都会有一定比例的矿井关闭指标，第一次是在2005年，年产9万吨以下的煤矿被关闭，随后，年产15万吨以下的煤矿又被强行关闭。据内部人士透露，此次洪洞矿难后，临汾市欲将关闭的规模提高到年产30万吨以下。

    “突然一个政策出台，说不定你的煤矿就上了‘死亡名单’。”一位煤老板说。临汾市的煤矿近几年有过两次大的投入，一次是2004年，临汾市政府要求全市煤矿进行采煤方法改革，一般煤矿投入都在数千万元，随后又对煤矿产权制度进行改革，煤矿按储量向政府缴纳资源费，又让煤老板再一次“大出血”。

    一位煤老板说，这两项改革在实施时均遭遇了抵触，市政府为了让改革顺利进行，说交了钱煤矿就是合法的了，谁也不会无缘无故关停，“但现在政府说关就关，连赔偿也不给我们。”

    煤老板们并不否认违规生产的现象存在，“现在好多煤老板都是高位时接手别人转让的煤矿，投入又这么多，心里一点也不踏实，恨不得一半年就把成本收回来。”

    煤矿的安全管理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政府千方百计为煤矿加上一道又一道枷锁，煤老板想尽快套现则不断铤而走险。

（小标题）这个因煤而兴的城市，正在成为官员的“滑铁卢”

    全国首家试点的临汾市煤矿产权制度改革曾被认为是减少煤矿安全事故的一剂良药。改革依然缘于一次矿难，2004年4月30日，临汾隰县梁家河煤矿发生瓦斯大爆炸，36人死亡，事故处理组到达现场时发现，竟不知谁该为此事负责——该矿层层转包，产权关系混乱。

    产权制度改革就是让煤老板缴纳一定的资源费后，将煤矿的所有权明确为煤老板私人所有。“自己的孩子，谁都知道心疼。”改革的实施者、时任临汾市市长的王国正对此次改革充满了希望和信心。2006年2月，王国正任临汾市委书记。在当年6月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专访时，王国正曾表示，煤矿产权制度改革效果明显，“现在煤矿安全事故大幅度减少。”

    距此次采访不久后的11月26日，临汾市的芦苇滩煤矿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24人死亡。接着从2007年初开始，余家岭煤矿、蒲邓煤矿、洪洞县瑞之源煤业公司相继发生矿难，分别造成26人、28人、105人死亡，四起矿难造成的死难矿工人数节节攀升。

    临汾市的多位官员和煤老板表示：“从理论上讲，煤矿产权制度改革的初衷是好的，甚至近乎完美，但从结果来看，失败了。”

    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是要让煤老板真正地对煤矿安全负起责任来。但是这项改革并没有考虑一个背景，煤老板以及煤矿工人的素质。作为一个高危行业，煤矿的准入门槛基本没有。一个对煤矿生产一窍不通的人，只要经过一两个星期的培训，就可以拿到矿长资格证。而有的煤老板，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另外，煤矿工人都是农民工中最低层的一个群体，离产业工人的标准相差千里。

    “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临汾市一位官员如此评价王国正所实施的煤矿产权制度改革。

    这个因煤而兴的城市，正在成为一个又一个官员的“滑铁卢”。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临汾市因煤矿事故被问责的各级官员已经不下百名。

    李天太被免职后，山西省官方表示，事故调查工作结束后再对有关责任人作出具体处理。公众将下一个被问责官员的矛头指向现任临汾市副市长周杰，公众猜测，市长被免职了，主管煤炭的副市长或许会被撤职。

    周杰曾被寄予厚望，其采煤队技术员出身，调任临汾市副市长前系阳泉煤业公司安监局局长，20多年的工作履历始终和煤矿安全关系密切。

    临汾市一位官员无奈地说，周杰可谓是煤矿安全领域内的“神医”，但他面对的病人已经病入膏肓。

    在临汾市此前因矿难被免职的官员中，已经有多人向上级纪委提出复议，大家提出的一个共同问题是，该制定的规章制度都完善了，该传达的精神都传达了，该检查的都检查了，作为领导层面来说，应该做的都做到了，但为什么还要被免职？

（小标题）苗元礼将成为山西官煤勾结的第一个标本

    身为无党派人士的临汾市副市长苗元礼同样因煤所累，其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是在2007年10月9日召开的市政府经济运行情况分析会上，不久后其被山西省纪委带走。坊间传言，办案人员在其以及他的多名情妇处总共查获了高达7000万元的不明资金。一位接近山西省纪委的人士称，目前已落实受贿数额约500万元，共有约50名煤老板被纪委传唤。

    苗的受贿路径早已不是秘密，苗元礼在2006年之前分管煤矿，那时正是临汾煤矿关停和产权改革的高峰期，重权在握的苗元礼不仅掌握着一个煤矿的生杀大权，而且大笔一挥，就可以让煤老板少交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资源费。

    2005年11月，本刊曾以封面报道的形式对临汾官煤勾结的黑幕进行过报道，山西省高层领导对此文进行了批示，一些基层的执法人员受到处理。在当时采访时，一位煤老板就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预言，苗元礼迟早要出事。

    坊间流传一个较为夸张的细节是，苗元礼的办公桌上经常会放一叠报纸，找他办事的人看报纸有多厚，就要放多少钱。

    据称，苗元礼受贿的线索来自于两个渠道，一个是“黑砖窑事件”后，中纪委在查办公职人员的渎职问题时，发现洪洞县广胜寺镇派出所所长刘林忠名下有数亿元的存款，且被频繁转移，广胜寺镇是“黑砖窑事件”的最初暴发地，该地派出所所长刘林忠在事后被处以行政降级处分。刘林忠被“双规”后很快承认，他有巨额资金是因为他个人在洪洞县境内有煤矿，而且曾向苗元礼行贿200万元。

    另一线索则来自原临汾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月喜的供述，王月喜被“双规”后，向纪检部门揭发说，他的一位开煤矿的亲戚曾向苗元礼行贿50万元。2007年12月28日，王月喜涉嫌受贿、贪污一案在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他的辩护人当庭指出，王月喜在纪检、检察机关调查期间，揭发了他人的重大职务犯罪行为，已查证属实，具有立功情节，依法应当减轻处罚。

    而加速苗元礼落马的还另有其事。2007年8月28日，山西省委组织部已拟调整苗元礼为省直正厅职职务，并在当天的《山西日报》上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有人反映苗元礼涉嫌受贿。但苗矢口否认，称自己绝对是一名清廉正派经得起考验的领导干部。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相关的临汾市煤炭工业局也未能脱离干系，该局局长和一位副局长亦被“双规”。管理高危行业的煤炭局，亦成了腐败的高危部门。除局领导外，该局还有多名办事人员牵扯其中。据称，近期煤炭工业局人心晃晃，局里让开会，竟然没有人敢去参加。

    在2007年12月20日召开的临汾市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上，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在讲话中明确指出，煤炭安全生产事故频发，一些煤矿长期非法盗采国家资源，原因固然很多，“但官煤勾结、权钱交易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而在以往，山西官方并不认可和使用官煤勾结这一词语。

    苗元礼，将成为山西官煤勾结的第一个标本。

    “是这个岗位害了苗元礼，约束机制的欠缺，让他伸手的机会太多太容易了。”临汾市政府的一位人士说。

    在临汾，所有和煤炭有关的政府职位都被认为是一个肥差，而如今，这些诱人的岗位，已经成了一个个烫手的山芋。

（小标题）如何走出资源诅咒

    一掷千金，悍马，购房团，这些暴富群体的标志性词汇在经媒体放大后，煤老板更加成为众矢之的，成为社会情绪的一个靶子。

    一位煤老板愤愤不平地说，“现在各行各业的人都想从我们身上揩油，觉得我们的钱挣得太容易，动不动就让我们捐款或者赞助，有的直接就罚款或者敲诈，全民皆仇富。”

    一个在临汾引起强烈反响的事件是，临汾市公安局为了盖新办公楼，但没有经费，最终将目标瞄准煤老板，逾亿元的建设资金几乎全部来自于对煤老板的各种罚款，一位知情人士称，当时连国保、户政等民警都有罚款任务，直到有一天在公安局家属院突然出现一个炸药包后，这种行为才有所收敛。

    临汾市委书记王国正曾在一次大会上公开称，“有些同志找我安排子女工作，不考虑所学专业是否对口，只想去煤炭局、国土资源局，说那里实惠。什么实惠？无非是想吃拿卡要！”

    在临汾众多基层执法部门有一个怪现象，大家都争着上班或者加班，和领导关系不好的人，经常不被安排工作。

    利润的巨大更吸引了无数公权人员参与。洪洞县广寺镇派出所所长刘林忠被称为“大款警察”，其上班时开的私家车价值50多万元，之所以还上班，是因为他的身份可以为他的煤矿提供更好的庇护。此次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的瑞之源煤业公司，一个不为外界知晓的事情是，其实际控制人是当地政府部门的一名干部。而一度在临汾市猖狂的黑煤矿，每个煤矿背后都有公职人员的影子。

    “这些人都忙着给自己挣钱，哪还有心思放在本职工作上。”临汾市的众多老百姓评价说。

    煤老板在暴富之后，为了寻求更大的安全感，开始对政治表示出极大的参与热情。金钱开始显示出了它的独特魄力。

    一位煤老板告诉记者，每个煤老板背后都会有几个要好的官员，而“摆平”这些官员就是靠钱。这位煤老板为了显示他的能量，带着本刊记者来到某政府小区，然后打电话给当地的一位官员，让他马上下楼来见他，一股命令的口吻。当时已经晚上11点多，这位官员身着睡衣来到楼下，煤老板又告诉他，没事了，你可以上楼了，这位官员听罢，又屁颠颠地离开了。

    “我不害怕政府部门找我的事，我害怕的是他不来找我，因为他只要来找我，我就可以用钱搞定他。”这位煤老板炫耀说。

    权贵的苟合，带来的是政治和社会生态的畸变。临汾市尧都区土门镇曾发生一起十分可笑的事情，当地村民致富的捷径就是用机动三轮车运输没有任何手续的黑煤，当地媒体报道后，交警查扣了部分三轮车，而村民也组织起来，对过往运煤的黑车进行拦扣，他们心里清楚，这些黑车的幕后主人就是交警队的人。果不其然，交警最后放了村民们的三轮车，双方从此互不干涉。

    “他们有权的人吃肉，我们难道不能喝点汤。”当地的一位村民说。

    金钱成了当地政治生态迷乱的催化剂。公权私用，在这里已经到了毫不掩饰的地步。记者获得的一份举报材料称，临汾市现任或原任的市级领导里，其子女在公检法等要害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不下20个，仅担任各区县公安局局长的就有五六个，“大多是20多岁就当上公安局长。”

    金钱之下，所有的利益对抗者均成为利益共同体。2007年3月出事的余家岭煤矿本来六证已全部过期，当地政府还派了两人24小时监督其不能生产，就在监督者的眼皮底下，居然发生了100多人同时下井非法生产的“奇闻”。

    甚至连受害者也加盟其中。临汾某县的一个煤矿发生事故后，矿方对死亡人数进行了瞒报，当地政府最终在火葬场找到了遇难矿工的尸体，矿方才承认了事实，但就在向死难者家属核实情况时，对方死活不承认自己的家人遇难。最后才搞清楚原因，出事后矿方赔付了家属双倍的钱，并许诺如果配合矿方隐瞒事实矿井不被关闭的话，一年后再给5万元。

    畸形的社会生态，引来假记者们如苍蝇般疯狂。在临汾，这些假记者们会在第一时间出现在矿难或者黑色交易的现场。在一些公路收费站点，拿着记者证晃一下就可以免交通行费，有的货车司机竟然也持有记者证，甚至有的正规媒体也用批发工作站或者采访证的方式大肆敛财。本刊在2004年11月曾对临汾假记者横行的现状进行过报道，中央领导同志做了批示，但如今，这种现象欲演欲烈。

    2007年12月28日，临汾市检察院以非法买卖爆炸物罪、非法采矿罪、重大责任事故罪和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等罪名，对洪洞“12·5”特大瓦斯爆炸事故的相关责任人提起公诉。其速度之快，再一次彰显出政府惩治违法者的决心。同时，临汾市委、市政府决定从12月下旬开始，用三个月的时间在全市干部队伍中进行思想纪律作风集中整顿。

    这个在2007年引来无数愤怒、质疑、诟病以及伤痛的资源性城市，如何走出资源诅咒，更值得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