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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回国寻亲纪实(连载27)  

2010-10-09 11:34:2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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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回国寻亲纪实(连载27) - 孙春龙 - 孙春龙的博客

 《异域1945》,新华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

27、我们缅甸老兵们的最大心愿,就是能再戴上军功勋章,在欢呼声中,列队走过天安门广场


       此次前往缅甸采访老兵之前,我曾接到一个寻亲的电话,来自山东章丘,打电话的人操着一口浓重的方言,他说,他有一个伯父当年参加了中国远征军,直到2005年5月,他们收到了伯父从缅甸曼德勒写回来的信,还寄回来照片,他们也照地址回信过去,但再也没有回音。打电话的人说,他的伯父名叫刘权,是他父亲的亲哥哥,他的父亲自从得知哥哥在缅甸的消息后,一直期盼此生再能见上弟弟一面,整日看着哥哥的照片,以泪洗面。
       在仰光采访完老兵陈华,我立即飞赴曼德勒。刚下飞机,我就向前来迎接的曼德勒明德学校副校长番体惠打听刘权的消息,番体惠说,刘权可能还活着,大约在一年前,他还见到过刘权,身体很硬朗。番体惠的话让我很是激动,我想如果刘权还真活着,而且身体允许的话,我这次回国就可以带他回去,就可以让他见到离别70多载的弟弟了。
       番体惠向我介绍了曼德勒多省籍同乡会副秘书长王荣森,王荣森也是远征军老兵的联络员,不管是中国驻曼德勒总领馆,还是国内来的媒体等,只要是关于老兵的事,就会找他帮忙。王荣森于1935年出生于四川,父亲曾在西南运输处任职,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也曾和父亲多次奔波于滇缅公路,运输国际援华的抗战物资。1951年,王荣森随父母来到缅甸定居,在靠近印度边境的克里谬开过杂货店,后来店铺被收归国有后,又跟随罗星汉贩卖过鸦片。
       见到王荣森,我就迫不急待地向他打听刘权的消息,他却告诉我,刘权在半年前刚刚去世。提到2005年5月他向山东的家里写的那封信,王荣森说,那封信还是他帮写的,因为那年9月刘权刚好有一个机会到北京参加抗战胜利60周年座谈会,想借此顺道回山东老家探亲,但没想到,直到他从北京回到缅甸后,他才收到了家乡的回信。在北京,有关方面安排刘权做了体检,但状况并不是太乐观。
       在王荣森的带领下,我去了刘权家里,是一幢二层小楼,家里只有刘权的孙子在,一位30岁左右的小伙子,不会说汉语。王荣森说,刘权曾向他多次表露过想回山东老家的愿望,但得不到子女的支持。在晚年,刘权过得很是孤单,因为曾经受过牵连,他的子女一直不愿意他和其他的老兵来往,甚至在刘权过世之后,一些老兵前去吊唁,也被拒绝。
       这个流淌着一个远征军战士血统的家庭,随着刘权的离去,已完全和中国、和这段历史没有了关系。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禹志云主编的《远征路上话令昔——中国远征军老兵在缅甸》一书,曾对刘权有一段记载。刘权1935年考入南京炮兵学校干部培训班,历经淞沪战役、长沙会战、九江战役、昆仑关战役等,1943年编入中国远征军,从昆明乘坐飞机到印度兰木枷受训,由炮兵转为汽车驾驶员,1944年参加反攻密支那。
       一个参加了抗战史上多个重大战役的老兵,就这样地在异域寂寥而去。至今,我没有将刘权已经去世的消息,告诉他在山东的家人,我真的害怕,这个消息会让他年迈的弟弟出现意外。
       刘权赴北京参加抗战胜利60周年座谈会,是因为中国驻缅甸曼德勒总领馆的努力。2002年,总领馆曾组织9位老兵到云南旅游;2004年,又有几位老兵参加了在腾冲举办的中缅印战区滇西战役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刘权和杨伯方两位老兵代表,参加了在北京的抗战胜利60周年座谈会。
       由旅游始,到学术研讨,再到中国的首都参加官方的座谈会,这段历史就这么一步步地走上前台。
       正是因为大使馆和总领馆的努力,流落缅甸的大部分老兵都领到了2005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而在国内,很少有国民党的老兵能领到这个纪念章。
       后来我一直在想,已经抵达北京的刘权,为什么没有去山东寻找家人。是因为行程安排紧促他不敢向别人提过多的要求,还是他们本身就被当作了政治的标签而忽视了他们的个体需求。包括那枚珍贵的纪念章,为什么没有制作足够的数量让每一个老兵都得到,以致于一些老兵为了这枚纪念章而奔波,而依然惶恐。
       和刘权一起去北京的老兵杨伯方,在老兵中有着很高的威信,也是我一直想要拜见的一位老兵。《云南信息报》副总编辑王雷在2005年曾采访过杨伯方,杨伯方告诉他,“我们缅甸老兵们的最大心愿,就是能再戴上军功勋章,在欢呼声中,列队走过天安门广场。”
       心高气盛的杨伯方最终未能等到这一天,在曼德勒采访老兵张富鳞的时候,他告诉我,杨伯方就在两个月前的2009年1月2日,与世长辞。
       后来我在凤凰卫视编导苏园2001年拍摄的一段视频上看到过杨伯方,满头银发,精神矍铄。印象最深的是他亲历的一件事情。在第一次入缅作战遭受重挫后,在逃亡过程中,杨伯方所在的运输连里的一位战士被汽车压断了右腿,其他战士就抬着他走,但天太热,这位战士的伤口已经化脓,而更让人为难的是,他们要翻一座陡峭的山,一个人走就费劲,抬着这位伤员走基本不可能,而丢下他,他肯定是死,不是饥死,就是被老虎吃掉。就在大家不知所措之际,从后面赶上来的一位指导员悄悄告诉杨伯方,别犹豫了,打死他吧。在万般无奈之下,一位战士拿出冲锋枪,押上一颗子弹,趁着这位伤员不注意,对着他的后脑勺开了一枪。之后,大家挖了一个土洞将他掩埋。在后来的行军中,大家都很压抑,没有人说话,这位指导员说,“你们不要埋怨我,他死了,还有人埋他,而我们呢?我们死了,谁来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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