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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春龙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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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回国寻亲纪实(连载18)  

2010-06-22 22:15:3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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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在云南腾冲采访的时候,曾遇到过正在拍摄电视连续剧《我的团长我的团》的一些工作人员,以及正在采访中国远征军老兵制作口述历史节目的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的团队,在和这些同龄人交流的过程中,我也切身感受到了他们对于这段历史所表现出的投入和内心的挣扎。
       崔永元开始关注这段历史是在2002年,机缘是在此之前去日本的一次访问。那次去日本,崔永元在NHK(日本广播协会)参观时被他们的一个影像库所吸引,NHK有一个特别行动组,专门做一些纪实性的采访,但不管播不播,NHK每年都会给拨很多钱。在这个影像库里,崔永元竟然发现了张学良在“九·一八”之后一段长达30分钟的演讲实录。这段演讲中,张学良说,委员长说了,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他就辞职。在这里影像库里,关于中国的资料密密麻麻。
       崔永元大受刺激。回国后,崔永元找到台长,说中央电视台每年应该拿出一个亿或者几千万元专门做历史资料的收集,从公益讲也有用,长远讲是给子孙后代留下。后来台长拍着崔永元的肩膀说,小伙子,先忙别的去吧。
       崔永元并未灰心,借着央视制播分离的改革机会,自己筹钱开始做这个项目。
       在2010年5月15日崔永元的新片《我的抗战》的看片会上,崔永元透露,七八年来,他和他的团队筹到1亿两千万元,采访了3500个人,收集的口述历史的影像超过了200万分钟,收集的历史老照片超过了300万张。而最大的困惑是,对抗战历史最感兴趣的,竟然是我们当年的对手日本人。
       在这次看片会上,崔永元直言,其目的就是“给后人留下一个千百年以后还和先人内心对话的机会”。高考时历史成绩高达96分的崔永元说,尽管上学时学到不少的假历史,但他都“倒背如流”,后来开始看书、听别人讲、上网,知道哪些是假的,激起了他浓厚的兴趣,“我一定要知道真的是什么样。”
        参加这次看片会的导演康洪雷了也坦诚,他和编剧兰晓龙在采访完中国远征军老兵回到酒店后相对嚎啕:之后我们在想,哭什么呢?是哭这些老兵壮丽的往事和寂寥的今天?还是哭什么?后来发现,我们哭我们自己的无知,自己的可怜。我们快五十岁了,居然在中国抗战历史上这么大块波澜壮阔的史实和一个一个区域,居然你丝毫不知,你不可悲吗?
       正因为此,才有了后来反响巨大的电视连续剧《我的团长我的团》,而拍这部片子,“只是为了让自己心安”。《我的团长我的团》虽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作为一名媒体人,我深知其中的艰难,真相或许永远也难以企及,但一步步地逼进真相,就是成功。就这部片子而言,能对大众进行一次历史真相的启蒙,已经算是莫大的贡献了。
        和草根网民们对老兵直接的经济援助一样,这帮文化人所做的,也是内心的救赎。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记录和还原着这段历史。
       戈叔亚开始专门研究二战史也是因为“受了刺激”。那是在1983年,他因为生意上的事路过腾冲,当他无意中看到国殇墓园门口的石碑时大为震惊,大学历史系毕业、且在大学时选修二战史的他竟然对这段历史毫不知情。
       从那以后,戈叔亚放下生意上的事,开始奔走于滇西的村村寨寨,逢人就打听那段历史。有一次他在一个寨子里碰到一个小伙子,一看就是一个小痞子,这位小伙子见他是个外地人,就上前问他要不要大麻, 戈叔亚告诉了自己的真实目的,这位小伙子马上变得恭敬起来,并且告诉他,自己的舅舅当年去修滇缅公路,一直没回家,恳请他帮忙寻找。
       作为一名民间研究者,戈叔亚的田野调查困难重重,史料的严重缺乏,让他不得不从最基本的收集老兵的口述开始,他也一次又一次地前往滇西的各个战场。除过调查的艰难,阻力也很大,甚至有人认为他在帮日本人做事,专门调查过他。
  “我想过100次要放弃,但最终还是没有,因为研究这段历史已经上了瘾。”戈叔亚说。1997年,戈叔亚等人在怒江州泸水县高黎贡山片马垭口找到了1943年失事的C-53型运输机,当时,这一事件被认为推进了中美关系。
       《军营文化天地》副主编余戈也是因为去了一趟云南龙陵的松山战场遗址之后,突然觉得应该写一本书为7000多名在此牺牲的中国将士亡灵招魂。2009年,《1944:松山战役笔记》出版,余戈用45万字的篇幅对这场战役进行了微观呈现。
       身为军人的余戈在此次调查采访过程中,也生出了不少感慨。
       有一次去南京一个单位查档案,对方竟然死活不让查阅,最后他只好找到武警总队的朋友,托私人关系才复印了部分资料。由此他觉得:咱们这个国家是没有昨天的,昨天对中国人来讲,好像总是有点儿让人羞愧。因为很多原因,让你没法去回忆很多东西。等过了几十年,你想回忆,过去了。
       另一个感慨是,松山战役的幸存老兵均因年事已高,记忆模糊,他好多的战争细节都是从日本的老兵的回忆录或者日本媒体对老兵的访谈中获得的,这让他觉得非常痛苦:一个战胜国的军人研究这段历史,竟然严重地依赖于战败国军人的回忆!
       曾在云南保山市史志委工作的陈祖樑也是一位二战史研究专家,当地官方对滇西抗战给予第一次正面肯定的文章就出自他之手,那是在1984年,虽然那只是当地专员的一个讲稿,但却打破了这块禁区。陈祖樑至今记得,在他还很小的时候,家里住过日本鬼子,也住过中国军人。
       那之后,陈祖樑和同事又整理编辑了《保山地区史志文集抗日战争专辑》,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这部专辑最大的购买者是几名日本游客,一次买走了100套。
       如今已年过七旬陈祖樑,时常会提醒他的孙女,你读的历史和爷爷知道的不完全一样。他也依然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保持着足够的激情。这种持久不懈的动力来自于研究的紧迫:我怕这些亲历者走了,这段历史也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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