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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回国寻亲纪实(连载五)  

2010-05-13 01:18:5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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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回国寻亲纪实(连载五) - 孙春龙 - 孙春龙的博客

密支那育成学校的校钟由二战时的炮弹壳制作而成。

 


        这条新修的泛着亮光的柏油马路,我曾经多次穿越。从云南腾冲的猴桥口岸边防检查站出境,穿过缅甸一个地方民族武装组织的区域,再经过一段笔直的两边全是稻田的公路,尔后经过一个架在伊洛瓦底江上由缅军守卫的铁桥,就到了密支那市区。
        这条仅仅三个多小时就可以抵达祖国边境的公路,让许多人,用了一生也未能跨越。
        不过,对于中国远征军老兵李锡全来说,他是幸运的。在整整离家70年之后,他终于从这里回到了祖国,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家乡。
        见到李锡全,是在2008年4月6日的清晨。这个已经入赘异国的老人,最终因为一场跨越国界、跨越党派、跨越一个甲子的回家之路,被列入2008感动中国候选人。
        找到老兵李锡全,是在老华侨董宝印的带领下。董宝印在密支那街头开了一个杂物店,店门口摆着一个公用电话。我在用他的公用电话时,他听到我在找老兵,说他认识好几个,随后毫不犹豫地叫来他的孙女照看店面,为我做起向导。他的孙女似乎很不情愿,用狐疑的眼看着我。对此,董宝印并未理会。爷孙之间对这段历史在认知上的代沟,已经难以用三言两语所能消弥。
        祖籍云南腾冲的董宝印在1946年随同父母逃到密支那,从此落地生根。他的五个孩子都已经参加工作,其中四个在台湾。好多年迈的华侨,在被我问到暮年是否有回国的打算时,都会纠正我:我们是落地生根,不是叶落归根。
        这些话语中所透露出来的无奈,总会让我感到一阵悲凉。
        台湾作家杨明曾在《我以为有爱》中说过:“其实,所有的故乡原本不都是异乡吗?所谓故乡,不过是我们祖先漂泊旅程中落脚的最后一站。”
        那么这些流落异乡他国的游子呢,他们真能在这个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的国度,找到内心的归属吗?
        董宝印告诉我,在他小的时候,还曾在学校的组织下去位于密支那三英里的中国远征军墓地扫墓,但现在,年轻人都不关注这些事情了,墓地也找不到了。
        董宝印曾经就读的学校叫密支那育成学校,我曾专程到这所学校去参观访问。育成学校位于密支那郊外的华侨新村,是当地惟一的一所华人学校。红白蓝三色组成的墙体和梅花图案的校徽暗示着这个学校的出身。引人注目的,是学校的校钟由一个二战时的炮弹壳做成的。学校的总务处长陈广恒解释说,以前这是杀人的武器,现在用来提醒和教育学生,不要忘记那段历史。
        不过,在育成学校的教科书中,并没有任何关于中国远征军以及学校所在的密支那战役的蛛丝马迹。其实何止这所异国的华侨学校的历史课本呢,两岸的历史课本中,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的官方资料中,这段在抗战史上举足轻重的历史,都被“忽视”了。
        民间的中国抗战史研究者、位于腾冲的滇缅抗战博物馆馆长段生馗曾给我分析说,这段历史被“遗忘”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远征军的好多将领在解放后都归顺了共产党,去了台湾的孙立人后来因‘预谋兵变’被蒋介石软禁,国民党肯定不愿多提这段历史。而大陆呢,因为历史原因,对这段历史肯定不会多说。”
        身为总务处长的陈广恒,也有着同样的纠结,陈并不否认,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他们的课本上的确有过“共产共妻”的描述,“现在的历史课本中,关于国共历史讲得不多,更多是从学术的角度讲述。”
        但回避永远都是一个蹩脚的办法。随着腾密公路的开通,陈广恒已经能感受到中国大陆对缅甸影响的日益加剧,为了能更好地适应这种变化,育成学校已经在2007年派了30名教师到云南保山进行培训,并且开始选派学生到大陆的华侨大学去深造。纠结也随之而来,因为学校使用的还是台湾版的教材,在一些历史问题上表述的差异经常让学生无所适从,但如果换成大陆的教材,又会给那些去台湾考大学的学生带来障碍。
        一边是大陆,一边是台湾,这让陈广恒有时候感觉到很为难,“中国统一就好了。”
        我在缅甸拜访过多个华侨学校,不管是在密支那、曼德勒、大其力,抑或是它原来的首都仰光,都让我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这些海外的华侨学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远远要好过国内的学校。
        另一个让我感受至深的是,这些飘零海外的华人,不管贫富,不论官商,不论身处何等恶劣的环境之下,都没有忘记对子女进行母语的教育。
        缅甸曼德勒明德学校副校长番体惠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华侨,她所供职的明德学校成立于1953年,目前有20多所分校,1000多名学生。因为我的朋友高飞先生在这所学校设立了一个奖学金,我曾借和他去学校颁发奖学金的机会,访问了这所学校。
        让我吃惊的是,这个在缅甸排名前列的华侨学校,竟如此的简陋:教室的窗户连玻璃也没有,课桌是用木板搭建的,甚至一些重要的课本也是用劣质的纸张油印而成。更让我吃惊的是,学校的所有领导,是没有一分钱的薪水的,而且还要经常自己贴钱为学校买东西。
        我一直耻于向番体惠问一个低俗的问题,没有任何的回报,为什么还要如此敬业地去坚持做这么一件事情。其实每个真正和这些流落海外的华侨交流过的人,都会找到答案:这是他们对祖国最后的维系。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之下,2010年2月,经过朋友老愚的联系,我找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向他们谈了缅甸华侨学校的困境,该社领导立马拍板,向明德学校捐赠了800套教材。
        在缅甸仰光,我曾采访过被称为“鸦片大王”的罗星汉,这位祖上曾是明朝永历皇帝的名将的华人,一生中最得意的,是办了许多的华文学校,即使是在缅甸不允许教授外文的那段时期,他依然把学生分散到家里,以教授果敢文的名义教华文。
        也正是对母语的坚守,李锡全,这位在异域生活了近70年、年近9旬、已经习惯于用缅语和子女交流的老人,当他用那双枯槁的手,颤巍巍地用繁体汉字写下他父母的名字以及离家时家乡的名称时,他已经离家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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