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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春龙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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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新著主人公刘高兴的现实生活  

2007-10-08 22:37:4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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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东方周刊》孙春龙/西安报道


    擦了擦手,刘高兴取下挂在墙上的一个发黑的帆布提包,摸索了半天,从里面掏出一个塑料袋,层层展开,里面是一叠名片。
    “这是我的名片,给你发一张。”刘高兴小心翼翼地从中间抽了一张递给我。就在我诧异这个蹬着三轮车卖蜂窝煤兼职收破烂的人竟然还有名片时,刘高兴十分郑重地说,“总共就印了50张,现在就剩下八张了,一般人我舍不得发。”
    名片印得像街头散发的小广告,上面印着“39所煤店”,中间是名字“刘高兴”,后面的职务是“负责人”,下面是一个尾数是“7”的手机号。
    “手机没交费,停机了。”刘高兴笑着说,“现在是淡季,到冬里要煤的人多了,我再给续费。”
    名片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印着一张模糊的照片,照片上,戴着草帽的刘高兴正挥舞着双手给旁边一位中年男子说事,中年男子吸着烟低着头很仔细地聆听着。凑近了看,中年男子竟然是贾平凹。
    9月初,贾平凹的长篇新作《高兴》在《当代》隆重推出,随之作家出版社也以首印30万册的数量出版单行本,这篇以在西安收破烂的刘高兴为原型的长篇小说在受到广大读者期待的同时,其主人公刘高兴也成了一位“名人”。

(小标题)和贾平凹一起拾过粪

    “你要问啥就抓紧时间,我一会还要给旁边的幼儿园送煤。”在西安市太白南路西侧一个偏僻的煤场里,刘高兴扯着嗓门说,“我刚才打电话问过平,说你来采访,他说如实回答就行。”
    “平是贾平凹的小名,我们村里的人现在还一直这样称呼他。”刘高兴补充说。刘高兴的声音很大,煤场里正在加工蜂窝煤的人都听见了,纷纷过来听刘高兴说他和贾平凹的事情。这让刘高兴很是激动,拆开一盒猴王烟挨个散发。
    现年57岁的刘高兴大贾平凹一岁,两个人从小在一个院子里长大,又在一起上学,两家大人关系很好,还沾点亲戚关系。上中学时,贾平凹是班里的学习委员,班里的黑板报就是贾平凹和刘高兴一起编写。
    “那时候我已经入了团,贾平凹还不是团员。”刘高兴有些自豪地说。
    提起幼年时的生活,刘高兴直叹苦,“我和平小时候经常一块去拾粪。”害怕我听不懂,刘高兴又进一步解释,“就是提着一个篓,拿着一个铁铲,看见路上谁家的牲口屙下的,拿铲子铲着放进篓里,那时候没有化肥,给地里施肥全靠这个。一个下午能拾满满一篓,粪都贴着胳膊肘。”
    在刘高兴的眼里,贾平凹从小就非常机灵,“有一次平去砍柴,把我远房的一个叔父家的柴给砍了,我叔父把他的背篓没收了,问他叫啥名字,平报了我的名字,我的叔父好几年不见我,还真以为是他的侄子,就把背篓还给他,还给他把柴装满。”
    1971年,刘高兴去东北当兵,而贾平凹则到西安上大学,两个人的命运从此开始分岔。
    当兵期间,两人经常写信联系,刘高兴曾多次让在西安上大学的贾平凹给自己得病的父亲买药,还给贾平凹寄了穿着军装的照片,贾平凹也给他寄去一张在延安宝塔山下的照片。
    “当兵时我在东北买了一对箱子,寄到西安火车站,写信给平帮取一下,他就给取回来放在他那里。”刘高兴回忆说。
    转眼五年服役期过去了,刘高兴回到西安,一下火车,就直奔贾平凹的住处,那时,贾平凹刚刚从西北大学毕业,分配到陕西人民出版社工作。
    “他带着我去钟楼附近买9分钱一盒的羊群烟。”刘高兴说。
    复员后,刘高兴回乡在县招待所做厨师,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工作,必竟是在政府工作,最起码自己能混得肚儿圆,而且还能和当地领导混个脸熟,办事方便一些。刘高兴说,贾平凹当年从老家运两个木家俱到西安时,就是他帮着开的木材通行证。
    在接待过一次省委书记后,刘高兴立志要做一个名厨,但这个愿望很快就破灭了,因为超生,刘高兴不得不卷起铺盖回家。而此时的贾平凹因为一篇《满月儿》,声名雀起。

(小标题)两度被写进去小说里

    离开招待所后,刘高兴下过煤窑,到秦岭山上背过石头,还开过一个小餐馆,但因为四个孩子的拖累,他的日子并没有多大起色。其实刘高兴原名叫刘书征,正是这种看不到尽头的苦日子,让他已经逾40岁的时候突然想到改改名换换运气,刘高兴是顺口说出的一个名字,“我这一辈人本来就是‘高’字辈,而这个名字又很吉利。”
    虽然贾平凹的名气越来越大,但刘高兴觉得,贾平凹依然是他儿时的那个伙伴,说话从来不撇洋腔,每次回老家总会到他家来串门,俩人见了面还都相互称呼儿时的名字,打电话一听声就知道谁是谁,“以前他招待我抽‘羊群’烟,现在招待的都是‘中华’。”
    见了面,刘高兴就给他闲扯一些老家的人和事,而贾平凹总是很认真地倾听。
    没想到,这些老家的人和事再一次被贾平凹写进书里。2004年,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出版,刘高兴一家四口被写进书里。
    “我爸是‘伍林叔’,我是‘书正’,我媳妇是‘书正老婆’,我妹子是‘淑贞’,‘引生’就是平。书中那些事都是我平时告诉平的,平是个有心人,咱平时谝过就忘了,他却惦记着,写到书里,很真实,很生动。”刘高兴说。
    在《秦腔》里,原型是刘高兴的“书正”是一个很邋遢的人,“鼻孔里老流着黄涕”,但刘高兴并不在乎这些,“那是作品。”在拍摄关于《秦腔》的一个纪录片时,刘高兴还被聘为顾问。
  刘高兴有去西安的机会,就会去看望贾平凹和他的老母亲,经常会给他们带去一兜家乡的核桃或者板栗。有一次,贾平凹的母亲特意包了荠菜饺子招待他,刘高兴饭量大,吃了一海碗还没有吃饱,贾平凹就把他的那碗让给刘高兴,并且一个劲地劝他往饱里吃。当天晚上,两人一边抽烟一边闲聊,饿了就拿一个馍一人一半,“我是个农民,没文化,但也懂人情世故,那种情份都是发自内心的。”
    在《高兴》后记里,贾平凹写到,“刘高兴之所以来找我,他不想求我什么,他也知道我的处境和性情,又因为年龄相近,他需要说话,我需要倾听,所以我们就亲近了。”
    但刘高兴说,他曾经求贾平凹办过一件大事,那是在1997年,《废都》刚刚被禁,贾平凹被安排到南方考察回来后,他专程去西安,一是为贾平凹宽心,二是希望贾平凹能给老家的一位领导打个电话,给他的女儿安排个工作。
    让刘高兴感动的是,正处于难处的贾平凹没有推辞,并说打电话不好,领导电话里或许答应得很好,但一放下电话就忘了,还不如直接写封信。刘高兴拿着这封信回到老家托人交给了领导的秘书,一个多月后,女儿的工作有了着落,在报到的那一天,有人问刘高兴的女儿,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关系怎么这么硬?刘高兴的女儿只是嘿嘿地笑。
    女儿安排好工作后,刘高兴来到西安,先是拾破烂,后来又到煤场卖煤。让刘高兴意想不到的是,两年前的一天,贾平凹突然到煤场找他,和他在煤场破旧窄小的房子里谈了半天,又请他去吃了酸菜鱼,最后又把他带到一家茶馆,边喝茶边聊天。
    “那时我就感觉到,他又要写大作了。”刘高兴说。直到今年9月初,刘高兴得知消息,贾平凹以他为原型且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小说《高兴》在刚刚出版的《当代》发表,而同时也传来另一个让他悲痛的消息,贾平凹81岁的母亲在陕西丹凤县的老家去世。
    刘高兴赶忙从西安回到丹凤,从头忙到尾。老人安葬后,两个人又聊起家乡的事,谈到刚刚出版的书时,刘高兴问贾平凹,“你拿得稳,写了两三年了,也不给我透个气。”贾平凹则只是笑。

(小标题)城里人吃得好穿得阔,苦恼咋还那么多

    虽然《秦腔》里已经有了以他为原型的“书正”,但更让刘高兴激动的还是《高兴》,“我们村里好多人都觉得他像‘书正’,但‘高兴’就不一样了,我们村里到西安拾破烂的叫高兴的也就我一个人。”
    “咱是个普通的农民,以前知道我的人不会超过100个,现在恐怕有100万个了吧。”刘高兴说。   
  刘高兴住在煤场提供的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屋里有两台电视,都是收破烂时收的,各花了20块钱,让刘高兴遗憾的是,两个电视机都只能收到同一个电视台。三年多年,因为收破烂的人越来越多,钱越来越难挣,刘高兴开始转行卖蜂窝煤。蜂窝煤是煤场里卖给他,他再送到用户家里,每块蜂窝煤能挣两分钱的差价。如果好的话,一天可以挣三四十块钱。
    从收破烂到转行卖蜂窝煤,刘高兴认为这是他事业的一个转折点,“收破烂是这个城市里最最底层的人,有一天没一天的,卖煤还算个工作,还有自己的客户。”
    虽然现在不专职收破烂了,但外出卖煤时碰到这方面的营生他还会捎带收一些,“职业习惯。”床下面,也塞满了收来的破烂,甚至连坐的凳子,做饭的锅灶都是收来的破烂,“城里人现在都弹嫌得很,东西稍微不好使了,就换新的。”不过,他又笑着说,“也是,你们换得慢了,拾破烂的不就饿死了。”
    屋子没有窗户,刘高兴把捡来的一个木质的空镜框挂在墙上,远远地看,还以为是一个关着的窗户。“人总得给自己找一些乐。”刘高兴说。
    因为三个女儿都已经成家了,家里的地也大多被征去修高速路了,刘高兴让老婆和儿子也来西安,儿子帮他送煤,“经济上独立核算。”老婆开始给一家人当保姆,干了没多长时间,主家嫌她饭量太大,就把她辞掉了,新找了一家,是侍侯一个80岁的老太太。
    对于目前的生活,刘高兴显得很是满意,“有吃有喝的,还有零花钱,惟一的事就是给儿子娶个媳妇。”
    刘高兴说,他看贾平凹平时喜欢日弄些书画,他也买了笔墨,在旧报纸上写写毛笔字,有一年专门给自己家写了副对联,“张开口除了吃喝还要笑,一闭眼都在黑黑就睡美”。
    “贾平凹看了都说我写得好。”刘高兴说。刘高兴认为,自己之所以这么乐观,是因为小时候受了太多的苦,觉得现在的日子已经很满足了,“你们城里人,住那么高的房子,吃得好穿得阔,我就想不通咋还有苦恼呢?”
    说起自己和贾平凹是一块长大一起上学,最后却命运截然不同时,刘高兴竟然乐呵呵地说,“一样是瓷砖,命运把他那快瓷砖贴到了灶台上,我这块瓷砖贴到了厕所么!”
    自称一辈子没有生过气的刘高兴说,文革时,连他在内的五个同学被选为代表去北京天安门,其它四个如今都功成名就,有在总参当领导的,有当教授的,有当经理的,就他是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世事就是这样,差别这么大,咱无所谓。”
    不过,刘高兴也有郁闷的时候,他是从乡下来到城里,虽然在这里大城市已经生活了十多年,但他却觉得离这个城市的距离越来越远。他曾给一个宾馆送过一车煤,结果煤钱一直要不回来,因为他当时过于想信对方,没有打收条,现在对方不认帐,“人说话怎么不算数?”
    除过贾平凹外,刘高兴在西安城里还有几个老同学,但几乎不再来往,“咱农村的院子,门时常都敞开着,去东家串西家很随意,城里人都有防盗门,人家先是在‘猫眼’里看你,认识你才给你开门,现在人家把防盗门都安到楼梯口,要进门先得打电话预约,麻烦。”
    让贾平凹也意想不到的一件事情是,就在他以刘高兴为原型在写书的时候,刘高兴也把他和自己少年时候的故事写了五万多字的一篇文章《我和平》,这篇错别字满篇流水账式的文章让贾平凹心生感叹,“刘高兴,如果三十多年前你上了大学留在西安,你绝对是比我好几倍的作家。如果我去当兵回到农村,我现在即便也进城拾破烂,我拾不过你,也不会有你这样的快活和幽默。”
    在《高兴》后记里,贾平凹说,就在他的写作陷入困境时,正是刘高兴这种乐观给了他灵感,“这部小说就只写刘高兴,可以说他是拾破烂人中的另类,而他也正是拾破烂人中的典型,他之所以是现在的他,他越是活得沉重,也就越懂得着轻松,越是活得苦难他才越要享受着快乐。”
  在中国的最底层过着最快乐的日子,这就是刘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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