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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春龙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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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连载四)  

2007-01-06 21:27:2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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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标题)回到北京,总感觉自己是一个外地人

  不用去上班,每月月初的时候,都有800多块钱的工资打到于广云的银行卡上。在当地,有一份固定的收入是令人很羡慕的事情。不过,知足的于广云偶尔也有失落的时候,失落来自于和北京的反差。2006年初,于广云带着老婆回北京探亲,走出北京火车站,伫立在绵延宽阔的高架桥下,于广云感慨万千,37年前,他从这里搭上西去的火车,去寻找他的精神家园。37年后,当把青春都奉献给了那片红色土地的于广云再次回到自己的家乡时,他发现,自己早已被遗弃了。
  在当年一同插队的一位知青家里,于广云问他住的那套70多个平方米的房子多少钱,对方说80万,于广云很快算出,那需要他1000个月的工资。而如果在黄陵,那样的房子八万块钱都不值。“北京是飞奔的汽车,而我们是架子车,架子车跟着汽车跑,非得散架了不可。”于广云说。  
  几乎所有的留守知青都有同样的感受。
  来自北京市朝阳区农光里的陈志曾在知青大返城的年代调回北京,插队期间,他与当地女子樊中亚谈了三年恋爱后结婚,育有两个相差10岁的孩子。返京时,他也曾想过离婚,但因孩子的牵挂未能横下心来。两地分居几年后,妻子的户口终究未能进京,陈志又于1986年底返回黄陵,夫妻双双成为黄陵县建筑公司的职工,妻子作普工,陈志操持泥瓦手艺。
  促使陈志重回陕北的另一个原因,是北京的变化让他无所适从。离家时,大家住得都是四合院,一出门,大婶大妈地叫,而现在,四合院拆光了,全部住进了高楼大厦,家家装了防盗门,邻居之间互不相识。一件尴尬的事情让陈志至生难忘,他去找一位当年的朋友,进了电梯,但不知道怎么用,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来了一位保安,保安用狐疑的眼光看着他,像审问小偷一样问他从哪里来?找谁?陈志被激怒了,他对保安说,我就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我当北京人时你还没出生呢?而保安用轻蔑的语气对他说,你还是北京人呢,看你的北京话说得寒碜的,骗谁呢?满脸涨红的陈志一时无语。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陈志的乡音已经早已被陕北浓郁的边塞文化所融合,北京话中夹杂着陕西方言的词句,这几乎已经成为插队陕北的北京知青一个最明显的标志。
  另一件事情同样让陈志很是尴尬,有一次到黄陵县的一个集贸市场买菜,卖菜的挖苦他,你个陕北老汉洋腔(普通话)还撇得一个劲。陈志解释说,我就是北京人,北京知青。对方赶快向他道歉,原来是北京学生。
  回到北京,总感觉自己是一个外地人,而在陕北,自己又属于一个游离于当地风情的特殊群体。已经57岁的陈志,总感觉自己的生命就像不盖被子躺在陕北的热炕上,脊背底下烙得发烫,而另一面的肚皮还是凉嗖嗖的。
  和众多留守知青不同的是,高玉珍在生前已经不会说北京话了,她选择了遗忘和放弃,而正是此,让她少了那份揪心的痛楚和悲伤,她的后半生也因此平静而又知足。彻底放弃那个叶落归根的梦想,还是在越来越渺茫的困境中坚守,对于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来说,都需要十足的勇气。
  1994年,陈志夫妻所在的建筑公司倒闭,为了生计,陈志背起工匠包四处找活干,妻子则沿街叫卖冰棍。这样的日子过了整整四年,到1998年,一家人得到国家的困难补助,生活从此相对稳定。2005年,因公路扩建,陈志原有的房屋要拆迁,拆迁队强令他立即搬走,陈志找到县里的领导,说他是知青,希望能为他解决住房的问题。在领导的过问下,终于在县城里为他找了两孔废弃的窑洞,院子里堆满了垃圾。经过当过瓦工的陈志一番拾掇,窑洞焕然一新。原来堆放垃圾的院子里种上了花草,多数是牵牛花,枝蔓随着搭建的竹杆恣意孤行,这种平民化的植物,无论在都市抑或乡间小院,如今都已难觅芳踪了。
  让其它知青羡慕的是,陈志在近几年每年都会回一次北京。他的大儿子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已升任一家电脑公司的副经理,并且有了北京市户口。他回北京就住在大儿子家,这让他感到理直气壮,也找到一些北京人的感觉。陈志的小儿子高中毕业后,也被陈志送到北京当了保安,也想尽办法,希望能给他办成北京市户口。因为这样的话,他的孙子出生后,就会是北京户口,是一个真正的北京人。
  “父母不在了,就没有根了。所以,我们这一批人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北京去工作,重新扎根。等我们走不动的时候,可以到孩子家里养老。”陈志说。根,这是一个让每一个流落异乡的中国人时常都会感到眼热的字眼。
  陈志有两大爱好,抽烟和喝酒。家里的茶机上,摆满了各种品牌的香烟,打开盒子一看,里面竟全是用旧书纸手卷的旱烟。陈志的酒量大得吓人,几年前,他几乎每天要喝一瓶一斤装的白酒,酒是最便宜的一种粮食酒,每瓶只有几块钱。这几年,在大家的劝说下,加之年龄不饶人,陈志每天只喝三两左右的酒。只要不出门,酒杯就会始终伴其左右。陈志称,自己喝酒是从北京再次返回陕北后学会的,那时候心里很憋闷,没想喝上了瘾,自此无酒不欢。每次回北京,当年的知青来看他时,也都是喝酒,喝到微醉时,总会有人不适时宜地问他,怎么不想着调回北京。红着脸的陈志扯开嗓门说,谁不想回来,谁不想叶落归根,但是我没有能力回来呀?
  这句话让其它在坐的知青唏嘘不已,顿时有人嗷嗷大哭、泪流满面。
  绝大多数留守知青,都会想尽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北京工作,让那个断了的根系重新植入家乡的泥土里。来自北京市朝阳区白家庄的钟振远,把大儿子送到北京打工,他也希望正在上大学的二女儿毕业后能到北京找到工作。钟振远的最大愿望就是孩子将来都会有出息,有出息的重要标志,就是能在北京这个大城市里站稳脚跟。在寻根路上,他还准备了另外一种更为悲壮的方式,他打算在进入暮年之时,在北京郊区的通县租个民房住,他有一个兄弟在公交公司,可以给他办一搞一张乘车证,可以让他方便地进北京城。在北京租房住的目的只有一个:离火葬场近一些。
  来插队时,钟振远仅仅只有14岁。做了两个孩子的父亲之后,钟振远才渐渐明白,自己当年来插队纯粹是因为和家里人怄气,那时他正处在一个叛逆的年龄。自己就像一粒种子,一阵突然而至的大风,将他席卷到了陕北这片贫瘠的土地,一晃近四十年。1980年,婚后不久的钟振远在开山修路时,一枚雷管在他的手里爆炸,整个右手从手腕部被炸掉,从此被大家戏称为“一把手”。
  2003年,钟振远退休,退休后又被原单位返聘,替单位烧锅炉。钟振远的父母仍然健在,两年前他回过一次北京看望二老,但他发现,他和小时候情同手足兄弟已经有了隔阂。此次北京之行让他终于明白了,北京只是他心中的故乡,而他真正的家还是在这片黄土高坡。之后不久,钟振远拿出多年的积蓄,在县城附近的村子里盖了两间平板房,养了一只小巧的京叭狗。
  接受了三十多年再教育的钟振远,至今没有学会做农活。妻子经常笑话他的一件事是当年插队时“把麦苗当韭菜”。插队时,生产队分给的都是毛粮,钟振远不会用磨面的碾子,就经常煮玉米豆、麦粒吃。回想过去,钟振远感受最深的一句话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53岁的钟振远对自己的生活比较满意,他觉得,人这一生,混得再顺心,也没有满足的时候。家里来了人,只要谈到当年插队的生活,钟振远就会翻箱倒柜找出一枚北京市政府发给他的纪念章,纪念章正面是中国地图,上面写着八个字:献给光荣的北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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