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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春龙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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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连载七)  

2007-01-12 21:47: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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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标题)相比当年2.8万名知青大军,留守的无疑只是沧海一粟

  若干年后,当留守黄陵县的北京知青汪桂兰想起老师给她说的那句话时,才懂得了那句话的真正含义。
  1969年1月,汪桂兰从北京第一师范毕业,班上的40多名学生计划分两批赴延安插队落户。汪桂兰找到老师报名,老师对她说,你再等等吧。汪桂兰说还等什么,反正迟早要去,不如积极一些。汪桂兰因此和其它20多名同学被列为班里首批赴延安插队的学生。到了延安,却迟迟不见班里的第二批同学来,不久后从北京传来消息,就在她刚刚离开北京后,学校那届毕业生的任教分配方案从北京市教育局批了下来,他们第一师范首批插队延安的学生属于“错分配”。
  几年前汪桂兰回过一次北京,见到了那位已近暮年的老师,老师说,在当时那种大环境下,他也不敢把话说得太明。让这位老师惋惜的是,当年班里的学生,几乎没人能听懂他的暗示。汪桂兰的同学曾搞过一次聚会,那是一个泾渭分明的聚会,当年分配到北京的同学,有的当了大官,有的是北京教育界的权威,有的是生意场上的佼佼者,而那些插过队的,生活的艰辛和家庭的挫折让他们比其它人多出几分沧桑和伤感。汪桂兰不得不承认,一个人的成功除了自身的努力,还不得不信命。
  汪桂兰至今还记得插队第一天的那个晚上,呼呼的北风将松跨的门窗吹得啪啪作响,窑顶上一指宽的裂缝纵横交错,角落里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蜘蛛网,几位女知青吓得哭成了一片,直到大家哭得精疲力尽,才迷迷糊糊地睡去。三个月后,汪桂兰偷偷跑回了北京,但第二天,就有居委会的大妈找到她,劝她赶快回去,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一心一意接受再教育。那时家里的生活也很拮据,汪桂兰很小的时候父亲便去世,母亲拉扯包括她在内的八个孩子,十分不易,汪桂兰只好再次返回陕北。
  1969年7月,师范毕业的汪桂兰终于走上了讲台。她到学校的第一节课就引来了一阵哄堂大笑,学生们从来没有见过说普通话的老师,汪桂兰就从教学生说普通话做起,她先号召其它老师上课时都说普通话,说普通话的风气初显端倪。如今,汪桂兰已经桃李满天下,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毕业后又回到黄陵,战斗在农村基础教育第一线。在陕北呆了近四十年的汪桂兰目睹了北京知青给陕北带来的一个又一个的变化。这一点,经历那个时代的陕北人都有切身的感觉。
  1974年1月,汪桂兰结婚,丈夫是当地的一名老师,名叫白昕辉,为人宽厚善良。认识白昕辉纯粹是一句玩笑话,那是1972年的一天,有干部问汪桂兰,这么多知青都搞对象,你怎么也不谈一个,要不给你介绍一下老陕?汪桂兰笑了笑说,只要有人要就行。没想到第二天,对方竟然真领来一个小伙子。结婚后,因两人工作单位相距百余公里,分居17年。1978年,北京传来消息,当年“错分配”的北京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可以返京工作,因当时的教育事业百废待兴,北京市教育局还连续给她发来四封邀请信,希望她能回京执教。汪桂兰有些动心,让他牵挂的还有年事已高的老母亲。但犹豫了好长时间后,有着两个孩子的汪桂兰还是放弃了。她理解母亲迫切地希望她回京团圆的心情,但她也理解自己作为一位母亲的责任。
  提起那段历史,夫妻两个感慨万千。朴实的白昕辉坦承,当年汪桂兰如果执意要回京的话,他也不会强加阻拦,毕竟相对这个西部偏远的小县城,和北京是无法相提并论的。而汪桂兰更多的是庆幸,如果那时候回了北京,这个家肯定是完了。汪桂兰在延安插队的同学有20多名,在知青大返城的年代,大部分都办理了假离婚手续,打算自己回京后,再想办法把对方调到北京,但结果所有的假离婚均弄假成真。而那些即使回了北京的人,因为家庭的创伤以及回京后的艰辛,日子过得并不是想像中的那般如意。
  因为工作努力,汪桂兰获得了一大堆的荣誉。1998年底,中央电视台推出纪念改革开放20年特别节目——“20年·20人”,汪桂兰位居其中,与体操王子李宁、打假英雄王海、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计算机专家王选等齐名。2005年初,汪桂兰从黄陵县幼儿园党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转而被聘为县关工委宣讲员。不论是从家庭还是工作来说,在留守知青里,汪桂兰很受大家的羡慕和尊重。
  身为宣讲员的汪桂兰,每年要给孩子们做十几场报告,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来构筑新一代的精神家园。相比当年2.8万名插队延安的北京知青大军来说,留守的无疑只是沧海一粟,在这个社会的边缘,他们依然是那么的固执和刚强。
  留守宜川县的北京知青于小娅刚刚从县城建局党委书记的位子上退休。在留守知青里,能干到这个位子无疑是一位成功者。于小娅的成功来自于自己的正直和执著。在工作不久后的一次民主生活会上,口无遮拦的于小娅向与会的县委书记反映了好多真实存在的问题,那些问题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没人愿意得罪人。于小娅的发言引起县委书记的关注,不久后她被提拔为副乡长。于小娅觉得,一个人不能太自私,不能为了自己就不顾大局。于小娅认为,这就是知青精神。
  于小娅的经历充满了感伤。她的父亲在铁路上工作,会讲一口流利的日语,有许多的日本朋友。文革的时候,他翻阅日本词典时被红卫兵发现,结果招来一顿惨无人道的毒打,致使全身12处骨折,到处都是血孔窿,里面生满了蛆,战战兢兢的于小娅拿着镊子一个个地往外夹。于小娅的爷爷一气之下离开人世,在家里乱成一团糟的情况下,于小娅等姊妹三个分赴陕北、内蒙古、黑龙江插队,一家人从此天各一方。
  插队时,于小娅和一位知青有了恋情,并且有了一个孩子,孩子生下不久就送给了当地的一位乡亲。这位知青后来回了北京,于小娅则和当地的一位农民结婚。1980年,于小娅结束了12年的农民生活,成了县食品公司的一名合同工,职业是喂猪。因为工作努力,她在1985年被评为县级先进工作者,199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令人刮目相看。而那个特殊年代特殊背景下发生的那段恋情,成了于小娅难以舍弃的一段往事,当年生下的那个孩子如今已有了自己的家室,而且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两人偶尔会在路上遇到,但都显得很生分,没有过多的话语。
  于小娅的烟瘾很大,几乎每天要吸一包,她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吸烟的,反正是因为无聊。在当地,北京知青是一个另类,他们一直试图融入当地人的圈子,但似乎都是枉然。退休后的于小娅更加感觉到无聊,这种无聊让她的烟瘾一天比一天大。
  同样感觉到无聊的还有留守在黄陵县的李振远。李振远的父亲是文革前的一名高级干部,因为这一个背景,李振远插队时被分配到了黄陵县最为贫困的一个村子。不过李振远认为,他并没有吃多少苦。因为他会摄影,下乡时他就带着一部蔡司120相机,这让当地的领导很器重他。李振远如今在黄陵县外办工作,主要负责一些重要领导到黄帝陵参观时的拍照工作。李振远很少和当地的留守知青来往,这让他的生活圈子更小。李振远说他随时都可以回北京,他在北京的8个兄弟如今都是大官。而当地的留守知青说,李振远说的都是吹牛,如果能回去的话谁不愿意回去。李振远称,他之所以不回去,是想用相机记录这段还未完结的历史。李振远拍了好多照片,楼下堆放煤的一间棚子被他改做工作室,有很多人参观后对他的照片并未做太多的赞扬,李振远认为是他的照片太大气,他们欣赏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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